中国农民城(24)_朱晓军

二四

　　他们都要一一解答。

　　“小谢，规划图怎么画？”

　　“规划图是不能自己画的，要请专业人员来画。”

　　陈定模说：“小谢啊，规划这个东西你懂，你跑一跑。”

　　谢方明就跑规划设计院，在学校学的专业知识有限，他就虚心跟规划专业人员请教、沟通，委托他们来设计，把龙港城市管网和交通网建立起来，把城市功能片区划定。

　　“国运上升的时候，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分子。跟我的同学比，我是幸运的。虽然都经历了那个时代，我刚好在浪尖上，像滑水板似的一路漂下去。如果没有改革精神，龙港是不会有的，全国有两千多个县，有上万个镇，为什么唯独龙港能成为县级市？如果说中央政策，那都是一样的。另外，南方地区可能人多地少，吃不饱穿不暖，是改革的动力。”在采访时，谢方明说。

　　那时，他们意气风发，忧国忧民，探讨着国家大事。

　　夜已深，陈定模和谢方明两人还在灯下兴致勃勃地讨论商议着农民进城的问题。

　　“中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如此庞大的农业人口长期被固定在耕地上，这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生产责任制引起的农村第一次改革，解决了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温饱脱贫成为可能。农村要进一步走向富裕就要第二次改革，推动商品生产，使一部分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从土地里分离出来。农民离土离乡后去哪里？上海、杭州、宁波？不可能。唯一可以去的就是像龙港这样的城镇。我断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必然从农村城镇化开始。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部分。龙港已经把城乡差别大幅度缩小了……”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偌大一个美国，为何不能有几种格局呢？那么，中国不应该有多种尝试吗？”谢方明说。

　　“说下去！”陈定模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看依靠城镇建设还可以解决山区贫困问题。像泰顺、文成这些边远贫穷的山区，几乎与外界隔绝，山路也只爬得上手扶拖拉机，解放三十多年了，老乡们还是生活困难。甚至有些农村大姑娘出门走亲戚时还得跟别人借条像样的裤子。我们笼而统之讲开发贫困山区，或者扶贫捐点衣物之类，只是治标不治本。可否考虑向山下移民，让山民变市民，让农民变产业工人，变成个体户，让他们的生活，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奔头。”

　　“我想过，也调查过，如有几万户农民进了城，他们倒出来的住房、耕地，可以安置贫困地区的移民。减少了山区的人口压力，以前十个人种的田、吃的粮、烧的柴，给三五个人用，日子也就好过了。”

　　陈定模说：“对！农民在需求的不同层次上各自得到了满足。”

　　“对，城镇周边富裕起来的农民进了城，部分半山区农民移至城镇周围，部分山区农民移到半山区或山脚，留极少部分人在山区搞种植和开发。这是一个农民向富裕地区层层转移、步步靠近的大趋势。”

　　“陈书记啊，把这个农民转移的路线图画下来，写出来，给中央领导寄过去，或许有用。”谢方明兴奋不已地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都在为国家着想，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这个国家怎么能不兴旺？

　　不过，龙港的交通不便，确实让谢方明烦恼。

　　女朋友过来看他，从杭州坐火车到金华，转长途汽车，走的都是弯弯曲曲的山道，忽而爬上，忽而滑下，东绕一下，西绕一下。车经丽水时，天上飘下雪花，远山近岭，树上树下，农舍梯田渐渐被雪覆盖，白茫茫一片，现出浙南难得一见的美景。雪花飘落在车窗上，瞬间化了，再落再化，不知什么时候雪花不再化去，车厢变冷了。司机麻烦了，分不清哪儿是道，哪儿是沟，越开越慢，走走停停。天幕陡然降临了，车像驶入墨海，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下是白雪。车像找不到家的小羊，乖乖趴在路边不动了……

　　那次，女朋友从杭州到龙港行程二十四个小时。

　　提起温州到金华那段路，在八十年代经常来往于龙港和长沙的王均豪说：“温州到金华那条路，我走过几天几夜。它只有双向两车道，有时候一个石头掉下来，就把整个路都堵死了。有一次，车堵了快一夜也没动。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坐在那里实在难受，跟司机说，‘我下去走走，你路边看一下，别把我丢下。’然后，我就往前面走，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没堵车，那位卡车司机睡着了。我把他拍醒，他急忙启动，挂挡，拼命开走了。他堵在那里也许十来个小时，也许七八个小时。他睡着了，前车走了也不知道。有时路被冲掉了，怎么弄呢？小船把那边的人弄过来，再把这边的人弄过去，这下好了，两边的车都可以往回开。这是经常有的，因为那条路当时流量也大，只有两车道，所以有辆车坏了，那就堵了；一块石头下来，那就坏了。所以，那时候温州到金华顺利也要十几个小时，不顺利一两天，有时候几天几夜。我们都学会了跟当地人买鸭蛋，因为坐在车上没东西吃，那时候方便面还没出来，只好吃饼干和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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