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城(23)_朱晓军

二三

　　数天后，谢方明他们都被分配到各乡镇或国有企业任副职。考虑谢方明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龙港正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县政府任命他为龙港镇副镇长。于是，县委组织部派车把他送到鳌江码头，镇里派朱照喜赶过江来接他。

　　十来分钟后渡轮抵达方岩下，谢方明背着行李，拎着蚊帐，怀里揣着户口迁移证，跟着朱照喜下船走出码头。几天前，谢方明到龙港考察过，知道路怎么走。他们到了江滨饭店，爬上二楼，镇政府已下班，楼道空荡而冷清，一个人影也没见到。朱照喜把谢方明安排下来就下班了。

　　谢方明想，该吃晚饭了。服务员说江滨饭店没开晚餐，吃饭的话出门拐弯不远有饭摊，可以买到吃的。

　　出了饭店，谢方明见夕阳已坠入江下，外边已不像火炉似的烘烤，不过仍然溽热。他回首望一眼陷于黑乎乎、破破烂烂的老房子重重包围的江滨饭店，再看看脚下七八米宽、走起来沙沙作响、连路灯都没有的砂石道，一股莫名的凄凉涌上心头，不知道要在这个鬼地方挂职锻炼多久，往后的日子如何打发。

　　谢方明按服务员说的，没走多远就到了方岩下的内河码头，找到那条“不见人留下”的老街，见有卖馒头的，有卖稀饭的，有卖包子的，还有卖炒粉干的。下午从灵溪到鳌江，又从鳌江到龙港，这么一番折腾他有点饿了，想买两个馒头或包子抚慰一下饥肠。当见到卖饭的穿着油渍麻花的衣服，脏兮兮的手在馒头和包子间来回抓着，他顿时没了饥饿感。在几家饭摊转悠几圈儿，他不知如何是好，不吃，就得饿着，明天早晨恐怕还得来这儿找饭吃；吃，馒头和包子让那手抓过，还有那高声大嗓吵架似的说话，唾沫四溅，怎么吃得下去？最后，他买了两个咸鸭蛋。

　　回到饭店，他把咸鸭蛋剥开，就着开水吃下去。这是谢方明到龙港吃的第一顿饭。孤苦与落寞像青龙江的水漫上心头，这距他的家乡直线距离并不远，由于交通落后，却要走六七个小时。

　　谢方明第一次参加办公会就被搞得一头雾水。会没开多大一会儿他们就讲起了方言，各说各的话，这个用蛮话讲，那个用宜山温州话，或金乡话接，那种无缝对接，那种默契自如，可能在联合国会议上也不一定见得到。谢方明既听不懂蛮话，也听不懂金乡话，既不好打断，又不好问，只得看看这人的表情，再看看那人的表情，都不得要领。别说乐清距龙港一百多公里，就是距乐清仅四五十公里的温州，说的瓯语都不同。传说“文革”时，一位温州人到乐清寻访一人，在街头跟一位老伯打听：“个阿伯，你啦象阳公社晚斜阳大队，一个叫管前的书记住在哪里？”老伯一听这人打听肠炎公社盲肠炎大队肝炎书记，脸色一沉：“屁哨⑤屁哨。”拂袖而去。

　　〔⑤温州方言中有一句神奇的咒语，发音如“屁哨”或“劈脚哨”或“皮脚声消”，老人说听见倒霉话或者看见倒霉事念此咒语可以消灾辟邪。也有人说，“屁哨”是“百劫尽消”演化而来的。〕

　　不过，谢方明年轻、聪明、好学，又很有语言天赋，加上有乐清方言的基础，没过多久就学会了蛮话、金乡话、平阳话、宜山温州话。

　　“你怎么学得这么快？我一辈子待下来，那些话都不会。”许多人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听懂了当地方言，谢方明也就弄清他们讨论、研究的是什么。对于一个新建镇来说，他们要讨论和研究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道路怎么修、公共设施费怎么收、农民申请的地基怎么分配……

　　有些事儿他不了解，插不上话，失去了兴致。讨论到深夜，那些人一个个精神抖擞，他却撑不住了，上眼皮、下眼皮打起架来，接着很快就拥抱在一起。

　　“小谢，小谢，你也来一间吧。”“胖子”踢了踢他。

　　“我不要。”

　　“将来会很值钱的！”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要。”

　　“胖子”是人民武装部部长，叫方建胜，工作日住龙港，周末回宜山的家。

　　谢方明和“胖子”还是“同居”关系，两人在距江滨饭店三四十米的地方合租了一间农民屋。那是一幢二层楼的老房子，他们租的是楼上，上楼时楼梯会发出像呻吟似的吱嘎吱嘎的响声，房间矮矮的，给人一种压抑感，地板是有缝的，楼下的光挣扎着从缝隙钻出，扑向棚顶。窗户才有意思呢，每次开关它都会叽的一声，好像把谁掩着似的。

　　1984年的龙港还是经济与文化的荒漠，谢方明每月领到工资后没处消费，有时兜里揣了几毛钱，一个星期也花不掉。他一日三餐吃食堂，给他们烧饭的师傅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脸上的皱纹比核桃还深，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九十岁似的。

　　生活单调乏味，他们工作干得却很有激情，虽然有分工，可是分外事却很多，比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红旗飘飘之类的事情，他们都主动参加。有时候陈定模或陈萃元在走廊吆喊一声：“上街发广告宣传单去！”他们就倾巢冲上街头。

　　有一次，他们开会开到凌晨四五点钟，天放亮了，窗外传来梆梆梆的挑担卖馄饨的声音，饥饿感一下子被唤醒了，他们倾巢而下，每人要一碗馄饨，坐在路边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听着鸟儿一声接一声地叫。馄饨吃完了，卖馄饨的一弯腰挑起担子，梆梆梆敲着竹筒走了。他们抹一下嘴巴，转身上楼，又上班了。

　　“那是一个激情高昂的年代，大家都热火朝天、没日没夜地工作，晚上开会到凌晨一两点钟都很正常。大家都在努力付出，在付出中得到快乐和成就感。”采访时，谢方明说。

　　他的话让我想起那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生活的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对“40后”“50后”“60后”来说，八十年代也许是最好的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值得眷恋的年代、难以忘怀的年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年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燃的，或是燃油，或是酒精，或是干柴，或是煤炭。他们充满激情和自信地追赶着时间和岁月，想找回在“十年动乱”中失去的时光、机遇和成长。

　　谢方明是镇机关唯一的大学生，镇政府拿他像宝贝一样。在龙港系统学过建筑施工的仅有两人，另一个是徐安达，钱库人，毕业于浙江省交通学校，学的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他比谢方明年长六岁，原来在县计划经济委员会，港区建设办公室一成立他就过来了，负责建设规划。

　　谢方明和徐安达每天都要回答数不清的问题。

　　“农民房子怎么建？”

　　“路怎么修？桥设计怎么做？施工怎么做？”

　　“港口怎么规划？内河运输怎么解决？”

　　“老百姓集中起来以后，我们的用水怎么办？”

　　“老百姓喝完以后，要拉出来，水怎么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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