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24)_石一枫

二四

　　经过学习，他懂得了工人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懂得了劳动必将成为人类的内在需要，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设工厂，不仅是为了带动全国工业大生产，更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当前全国劳模、那位老工程师被定性为本厂的“走资派”时，带头批判他的维修工当众痛哭流涕。他哭是因为惋惜：这个给他讲解过“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区别的人，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站到历史潮流的反面去了呢？可见自我改造和不断革命有多么重要。

　　在此后的那些年里，维修工更加真挚地积极着，上面提倡劳动竞赛他就加班，上面号召支援三线他就捐工资，上面鼓励造反他就自告奋勇组建了战斗队。然而当激情的年头过去，上面又要整顿秩序了，责任又被一股脑儿算在了他的头上。因为并没有真打死过人，所以处理还算轻的，无非也就是写检讨和“夹着尾巴做人”，但维修工想不通，不通则痛，越心痛，就越深陷于周而复始的自我折磨。终于有一天，厂里人发现他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按当时的逻辑，这就算畏罪自杀了。

　　维修工的老婆死得早，是操作滚筒烘干机时被联轴节绞住了裤腿，头磕在叉车的铲尖上撞死的。只留下一个许文革，不到十岁就变成了野孩子。他住在父母的小平房，学也不上，成天打架，饿了就到食堂讨口吃的，要不就是捡点儿工地上的边角料卖钱。时间长了，厂里觉得是个祸害，有人提出把他送“工读”，而当时姚斌彬他妈刚离婚，带着姚斌彬搬回了厂里，看见许文革可怜，便说：反正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带，权当姚斌彬多了个哥吧。她让许文革住进了自己家，找领导落实了许文革的抚养费，重新把他押回了学校。念到技校毕业，又是她出面敦促厂里落实政策，让许文革接了他爸的班。革命时期整人的和被整的，反倒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久了，人们渐渐把姚斌彬母子与许文革当作了一家人，只是在俩孩子出事儿之后才议论，没准儿是许文革把姚斌彬给带坏了。

　　“都是命。”女人最后总结说。

　　这话杜湘东也听许多人说过。那些偶然失手的惯犯交代落网经过时，往往会感叹一句“都是命”。所长讲起在战场上有人冲锋在前却活了下来，有人躲在炮弹坑里却被炸飞了的事情，也认为那“都是命”。人抗不过命，在这个大前提下，想不通的事情仿佛就有了解释。那么姚斌彬和许文革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偷窃、被捕、越狱、一个跑了另一个却被抓回来了的结局？对于这俩犯人，那一切也“都是命”吗？如果是这样，身陷囹圄的姚斌彬会羡慕许文革吗？逃脱在外的许文革会坦然地想起姚斌彬吗？

　　这么想着，杜湘东已经从六机厂回到了看守所。天彻底黑了，苍穹笼罩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之上，竟不显得深远，好像一层不透光的幕布，谁也不知道在它外面藏着什么。经过办公区时，他看见所长屋里还亮着灯，又想起自己外出了一天还没销假，便向楼里走去。

　　销假也就是露个面，表示“人在”即可。而当杜湘东打完招呼，说句“没事儿先走了”，所长突然招招手，让他走近了些：“还真有事儿。”

　　“您说。”

　　所长掏出烟，这次却没点，也没转肩膀，片刻把烟扔在桌上，抬头看着杜湘东：“任务有点儿特殊……你恐怕得跑趟姚斌彬家。”

　　去看姚斌彬他妈的事儿，此时只有杜湘东自己知道，连刘芬芳都没告诉。当他听见所长这么说，嗓子忽然一紧，像被谁勒住了。咽了口唾沫，他才明知故问：“去干嘛？”

　　所长翻出一个牛皮纸袋，手指在上面敲了敲：“判下来了。”

　　杜湘东问：“怎么说的？”

　　“死刑，立即执行。”

　　这其实是可以预料的结果，只不过杜湘东从未主动往那个方向预料过。在那个年头，仅凭盗窃一项就送了命的犯人也有不少，何况还有越狱、抢夺枪械和继续顽抗。

　　他再次明知故问：“这么快？”

　　所长回答：“已经不快了，要不是他的事儿还涉及另一个在逃犯，上个月就判了；这阵儿社会上乱，上面强调要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震慑作用，专门点了几个未决犯的名，其中就有他。至于许文革，反正已经进入了通缉程序，估计也逃不了多久。”

　　接着向杜湘东交代任务内容，他就是个送信儿的。本来对于死刑犯，法院只需将判决书递交本人即可，并无传达到家属的义务，但出于人道主义，往往还是会安排人去告知一声。然而姚斌彬这案子又属于“从重从速”，法院对他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加之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就把善后的事儿推回给了公安机关。假如杜湘东愿意，他可以在执行的当天去送姚斌彬一程，然后再去向姚斌彬他妈宣布结果，转述“可以外传的遗言”。而这项任务自然也有保密要求，那就是绝不能透露行刑的时间地点，以免引发意外。

　　领完任务，杜湘东在此后的几天就不能外出。所长却也没有再提此事，见面时还会故意聊些轻松的话题。一切如常，时间缓慢得有了凝滞感。到了出任务的那天早上，便用那辆“北京212”将杜湘东送到了市内一个级别更高的看守所，北京经过核准的死刑犯都关押在此。进入带电网的高墙，便看见囚车和负责行刑的武警早已严阵以待：既有神色镇定的老兵，也有面色煞白的年轻战士。人人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56式步枪，枪里只有一发子弹。这两天里，老兵一定已经对新兵进行了反复讲解以及示范，力争把那一枪打稳、打准，尤其是要克服条件反射，不能在枪响的同时先往后跳——那会造成子弹偏离心脏，就必须得朝脑袋补枪了。听说看过补枪的人，这辈子都别想再吃鸡蛋炒西红柿。

　　对于死亡这事儿更加缺乏经验的，则是即将承受子弹的犯人。也很奇怪，当杜湘东被带进专门看押死刑犯的“小号”时，却没听见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也没听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号房静悄悄的，仿佛里面的人正在收拾精神，攒足心力，等待着去展开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远行。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囚室门口，杜湘东便看到了姚斌彬。他歪靠在墙角，也不抬头，电灯照在他半蜷的身体上，在地面投下小小的影子。

　　听取遗言是要隔着铁门进行的。杜湘东在栅栏外叫了一声：“姚斌彬。”

　　姚斌彬便缓缓地扬起一张覆盖着阴影的脸，回答道：“杜管教，你来了。”

　　声音平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来送他一程——这孩子算是明白叫“妈”也没用了。杜湘东硬逼着自己问：“你有什么话说？”

　　“没话。”姚斌彬继续平和地说，“我认罪，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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