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13)_石一枫

一三

　　杜湘东点点头：“你别激动，我又没说赖你。那么许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伤之前还是之后？”

　　副科长叹口气：“在这之后。他本来也没反抗，还偷偷央求我们说要‘私了’呢，不想混乱中姚斌彬伤了，我又没看清楚，趁势踹了姚斌彬两脚，他就跟疯了似的朝我来了，抄起个扳手就把我给‘花’了。”

　　杜湘东接着问：“许文革干嘛那么护着姚斌彬？”

　　“俩人从小就跟哥儿俩似的。姚斌彬怂，长得像个女孩儿，在外面没少挨欺负，为了他，许文革把十里八乡的混混儿都打遍了。这孩子性子狠，跟谁有仇当面不吭声，但日后一定得找回来；而惹了他还是小事儿，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儿命不可。”

　　记录员像个尽职的捧哏，又补充道：“以前还有风言风语，说他俩是……那个什么……”

　　听得杜湘东眨了眨眼，也跟着问：“到底是不是——那个什么？”所谓“那个什么”，在当时的日常语境里不大好说出口，专门的术语则称为“鸡奸犯”。记得看守所也来过这么一位，是在著名的东单公园被抓获的。那人刚住进监舍就抗议，说别人要轮奸他，闹得他不敢睡觉；没过几天屋里的人也抗议，说此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家来轮奸他，闹得谁都不敢睡觉。后来只好把这人关到单间里去了。

　　而副科长却哈哈一笑，挥手道：“这他妈不是扯淡嘛。厂里的老人儿都知道，许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为他从小没爹没妈，相当于是姚斌彬他妈带大的。而且他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妈当年一样，也是厂花。”

　　“许文革的女朋友在哪个车间？”

　　“早不在厂里了。都是厂花，不过厂花跟厂花可不一样。现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没前途，所以找许文革也就是图一乐儿，后来认识了个工业局的干部子弟，没两天就跟人家结婚了，又没两天就调到机关坐办公室去了。”

　　说的是许文革的感情生活，却让杜湘东仿佛被谁窝心踹了一脚。他又问：“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

　　“也就姚斌彬他妈了。过去是个质检员，现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给我。”

　　从保卫科出来，杜湘东绕过高耸的主楼，这时却从一扇窗户里听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是苏联歌曲《山楂树》，五一劳动节快到了。再穿过一道铁栅栏门，就是职工宿舍。院子由若干幢红砖楼和灰砖楼组成，红砖的是近两年新盖的居室楼，灰砖的则是筒子楼。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捡着空地上的垃圾堆，风把灰土纸屑吹起来，直钻到她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里去。杜湘东按照保卫科提供的门牌号钻进一幢格外破旧的筒子楼，只觉得走廊里暗无天日，饭味儿、霉味儿和隐约的屎尿味儿闷在一处，近乎发酵。他爬上四楼，先在楼梯拐角看见了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烧了一壶热水。再往纵深里踱几步，总算发现了一道开着的门，门口挂着一道油渍麻花的布帘子。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杜湘东在那门口站定，却不撩帘子，也不叫人。说实话，他此时还不确定自己的这次“家访”是否得当。屋里对着一扇窗，光线贯穿而出，透过布帘子与门框之间的缝隙，照得空气里缓缓漂浮的尘埃清晰可辨。不知从哪儿又卷过来一阵风，吹得布帘子扑拉一晃，杜湘东便看见了屋里那人的侧影。初时也没在意，觉得那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女人：不高，很瘦，脸色蜡黄，留着齐耳短发，穿一件青灰色的劳动布衣服。全然看不出当年漂亮过，但却很符合一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妈的模样。也许是警察眼“毒”，杜湘东随即察觉到，这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对劲。

　　她把握不好平衡，上身往不该倾斜的方向倾斜着。他疑惑了一下，终于伸手把布帘子扯开半寸，这才看清了女人的真实状态。她一手扶着窗台，半步半步地往床头的方向挪着，那里有个刷着白漆的铁架子，上端有把手，下端装着四个轮子。这玩意儿的学名叫站立器，是给脑中风和轻度偏瘫的患者准备的。也就在这时，女人终于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几乎压上了全身重量，喘了两口气，这才扶着它往房间一侧的书桌挪了过去。左脚拽着右脚，右脚几乎无法抬离地面。书桌上摆着两瓶药，大概就是女人此番跋涉的目标了。

　　在那一刻，杜湘东很想走进屋去，帮那女人倒水、吃药。但在小小的助人为乐之后，他又该如何面对人家？假如她问姚斌彬怎么样了，他就告诉她，你儿子正在等候判决，同时成了个残废？一恍惚，他僵在了那里。屋里的女人却没看见他，她正在专心致志地把手伸向药瓶。而再一恍惚，背后突然有尖厉的哨声鸣叫起来。煤炉子上的水开了。

　　没等女人扭头，杜湘东就转身奔了过去。估摸着女人从屋里挪到炉子旁还有段时间，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壶，依次把两只都灌满，然后才像逃跑似的冲下了楼。

　　自打从工厂回去，杜湘东就是有意无意地躲着姚斌彬了。查监的时候，他故意不往姚斌彬脸上看，监督劳动也尽量远离姚斌彬所在的工位。此外，他还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姚斌彬叫“妈”的意味：那不是指望妈能救他，而是在心疼妈、牵挂妈呢。没有儿子在身边，买菜、做饭、烧水、洗衣服乃至上厕所都成了举步维艰的浩大工程。经由姚斌彬的妈，杜湘东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爸在县文化馆卖电影票，他妈在菜市场卖菜。卖票清闲又体面，卖菜则是粗活儿，因此俩人结婚算是他妈占了便宜。

　　但结婚以后，为家里做贡献最大的是他妈，最辛苦的也是他妈。每天早上五点之前，他妈就得从乡下把菜进上来，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声“包圆儿啦”，就这么日复一日，零敲碎打地攒出了两间瓦房、突突响的带棚“三蹦子”和杜湘东的学费。回家时乍看一眼，住上大瓦房、开上“三蹦子”、把儿子送到北京去的妈已经衰老得像个七十岁的人了。都说感谢好政策，好像党随便开个口子人民就能富起来，其实如果你是个小老百姓，点滴的丰足也是十倍百倍的汗水换来的。

　　而姚斌彬的妈所要承受的何止艰难，还有与儿子被捕相伴而来的耻辱。这时再想到姚斌彬叫的那声“妈”，又有了忏悔的意思——但杜湘东却为这事儿打了姚斌彬。远远看去，那孩子还是那么文静，劳动时总是偷偷望着许文革，像走丢的小羊在寻找着头羊。他们的案子也该判下来了吧，上面的精神不是从重从速么。也许下个礼拜，也许就在明天，囚车就会轰鸣而至。按照以往的经验，等待他们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起码十年往上，二十年也没准儿。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俩人回来，谁还认识他们呢？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姚斌彬的妈不知是否还活着。

　　恰好过了两天，管教食堂吃猪肉大葱馅儿包子，杜湘东心里一动，央求大师傅多给他留了十个。等晚上值班的时候前往监舍，却不叫姚斌彬，单把许文革拎了出来。杜湘东将他带到走廊拐角，从身后抄出饭盒：“吃。”

　　许文革不吃，站得笔直，两眼发直。

　　杜湘东说：“不是全给你的，还有一半给姚斌彬拿过去……隔着窗户扔给他，不准交头接耳，也不准挤眉弄眼，我在后面盯着你呢。再告诉郑三闯一声，这包子谁要敢抢一口，我让他连去年的饭都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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