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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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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家 一 1979年,李明奇第一次来高家时,高立宽十分光火,并不是因为李明奇当时穿了一条喇叭裤,系着一条花皮带。当然这样的仪表也许是个起因,最主要的是,高立宽从李明奇出生就认识他,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李明耀和李明敏,还有他的六个妹妹,名字无法列举,但是确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高家后面那一趟房。再后面就是1967年修的红旗广场。广场原是日本人修的,铺的大理石砖,据说是从阜新开山运来的大石,建好后日本人在广场放了一群鸽子,中国人第一天都给逮走,回家吃了。第二天广场上又放了一群鸽子,还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鸽子,中国人才知道鸽子是喂的,不是吃的。广场的四周是日本人的银行和办公楼,后来日本人走了,这些东西就都留给中国人,67年在大理石广场上立了一座毛主席像,施工时鸽子就都飞走了,再没回来,就此称为“红旗广场”,因为主席像的底下有一排士兵,为首的一个戴着袖箍儿打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李明奇一家就比邻广场,与高家的后窗户隔了一条马路。房子大概三十几平米,也是日本人留下的,举架很高,墙窗足金足两,跟高家一样,是印刷厂分配的住房。不同的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自己做了一个隔板,搭在半空,也就是说,凭空盖了一层吊铺,墙上嵌进五个台阶,一家十一口人,女的住在底下,男的住在上面,安排得蛮好。 高立宽看不上李明奇除了他的仪表,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过去是高立宽的徒弟。高立宽是市印刷厂的高级技师,拿手的本事是古版印刷,一通百通,所有关于印刷的活计都难不倒他,在厂里很受尊敬,厂长见面也要给点颗烟再开口说话。受尊敬不光是手艺,高立宽是个老党员,1936年就入了党,那时说叫共产党,更通用的名字叫地下党。高立宽因为是个苦出身,让人一说,心一横,就入了地下党,偷着印传单,他印的传单比别人的都好,色泽鲜艳,日久弥新。高立宽虽然小时候没读过书,不过在印刷厂里认了字,字认的多了,还能措个词,上级派下来的口号,他有时候给改改,鼓动性更强,上级后来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真是行行出状元,没想到有人还是天生印传单的料。那时他不是高师傅,还是小高,小高就印了两年传单,期间蹲了一次国民党的大狱,蹲了一次日本人的大狱,都挨了打,日本人那次打得略狠,一只眼睛瞎了,出来之后便唤做独眼小高。解放之后,独眼小高高兴了一阵,不过也没觉得如何,新世界新气象,他还是在印刷厂印东西。没过几天,他才品出这个新世界不一般,那个给他写信的上级当了副市长,一天把他想了起来,给他厂里打了电话问还有没有他这个人,是不是牺牲了。回答说,人在,还是搞印刷,只是眼睛瞎了一只,过去调色是瞪着两眼,现在是一只眼,调得依然没问题。市长就派人把他接去,还提醒他把信带着。聊了一会,把信拿回,拍板让他去干部学习班,学习几个月就当副厂长,高立宽当即说,我只有一只眼,不好看,另外也不是当官的料,嘴笨不说,一看人多就哆嗦,当年参加革命不为当官,现在有了新中国,自己已然高兴,还是继续当工人为好。市长说,你这一只眼是为革命丢的,欠你一只眼,该还,你又有点文化出身又牢靠,这样的好机遇不可浪费,不干也得干,明天就去学习班报道。 高立宽从市政府大院回来,心里不舒服,把徒弟李正道找到家里来喝酒。李正道第一次去师傅家喝酒,拎了半只熟鸡一瓶白干,两人把鸡掰碎,边吃边喝,高立宽说,正道,你这鸡不错,哪买的?李正道说,师傅,买不着,我自己烤的。高立宽说,你当工人白瞎,开个店能发财。李正道说,我烤一只得烤半天,开店准赔死,给师傅吃正合适,下次给您烤只兔子。高立宽心里高兴,觉得这徒弟不但会烤鸡,每次说话都让人舒服,就喝了一大口酒,给他讲了些印刷的门道,李正道歪头听着,时不时把鸡的好位置递给高立宽。高立宽喝得有点快,想起要倾诉的事情,说,今天去了趟市政府,心里不舒服。李正道说,师傅你这话怎么说的,今天您被大轿子接走,厂里都炸了锅,您是老革命,过去您也不说。高立宽说,这玩意说个屁,有人脑袋大,旁人一眼就看见,有人屁股圆,总不至于天天脱裤子给人看。李正道说,您说得是。高立宽说,市政府那个院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地方,我这只眼就是在里头打瞎的。墙上还有日本字儿,没刷干净。这个干部班我是不想去,可是不去不行,市长得罪不起,不过别看我就一只眼,可是看得清楚,我啊,去也白去,河里游的扔马路上,一步也走不了。这天喝到半夜,李正道就睡在高立宽家,两人脚对脚,高立宽鼾声如雷,李正道一宿没合眼,第二天天一亮,就爬起来给高立宽沏了一大缸子茶,去上班了。 高立宽的看法没有错,人贵有自知之明。学习班上除他之外,都不怎么识字,有几个比他说话还笨,说得一口方言,除了自己谁都听不懂。还有一位有鸦片瘾,中途犯了瘾,倒在地上乱滚,让人送回家了。高立宽虽然相貌有些缺陷,可是仪表堂堂,宽肩阔背,一张方脸,说话虽然不比授课的老师,可是硬要说两句,也是能说出两三点,就这分出两三点,不是一锅粥,就压死了人。可是他的问题就出在喝酒上。去了半个月,大醉十天,打伤了两个同学,把一个巡查的老师也打破了脑袋。不单是醉人彪悍,是高立宽从小跟北市场的老师傅学过点把式,要不然也不能两次大狱都活着出来。打伤同学是小事情,打伤的那位老师去过延安,是比高立宽资格更老的老革命,不但是老革命,要命的是还是一位女同志,愣让高立宽揪着头发走了半个走廊,最后拽下一大块头皮来。这位女同志包着脑袋,连夜给组织写了一封信,从太平天国说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说到义和团,从义和团说到延安整风,总之是用血的教训确信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也藏着流氓,需要彻底地改造。高立宽卷着铺盖揣着休学的证明回了印刷厂,这回没有大轿车,自己坐公交回来的,李正道把铺盖卷接过,什么也没问。实话说,师傅好酒,李正道早知道,师傅喝酒之后喜欢动手,他也知道,他就挨过几次打,有一次在饭馆喝到一半,师傅喝得兴起,把他连人带椅子顺着窗户扔到了大街上。这还是自由自在的时候,到了学习班关起来,心里憋闷,半夜跑出去喝酒,醉酒闹事,都在情理之中。李正道是山东人,家里吃不上饭,父母饿得走不动,他一人揣着一包种子跑到东北来种地,40年河坝决了堤,把地冲了,他就跑到市里来,先是在旧书店给人打工,夜里睡在门板上,白天卖书码书,也认了几个字,后来几经辗转,到了印刷厂。要说无产者,他比高立宽更合格,只是没蹲过大狱,没跟市长通过信,但是他酒量大,不闹事,心灵手巧,也知道时局变了,就像发大水,虽然啥都没了,一地的泥巴,可也是新的机会。到了傍晚,高立宽终于说话,正道啊,明天给师傅烤只兔子。正道说,好,明晚拎您家去。高立宽说,我手欠,把人打了,这学习班念不下去,市长把我保下来,让我反省反省,下周再去,实在是要把人折磨死。正道一边把裁纸刀擦好,搁在工具箱里,一边说,要不我替您去?高立宽噌地站起来说,你情愿?正道说,看您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高立宽说,得去一个月,见天儿关在屋子里讲马克思列宁,晚上大门都上锁,你行?正道说,我试试,不行的话您来接我。高立宽往地上吐了口吐沫说,行咧,算我欠你一回,明天我去趟市委,把这事儿办了,你家是山东哪来的?正道说,山东蓬莱曲南县李家村,我爸我妈都让日本人杀害了。这句和事实有点出入,李正道的爹妈是饿死的,不过如果日本人不来,不打仗,不征兵纳粮,也饿不死,所以从根上说,也不算撒谎。高立宽捉住李正道的手握了握,说,徒弟,以后就算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家里也算你一口。明天最后一遭,市委的门儿我再也不进了。李正道有点感动,也有点内疚,决心明天把兔子烤得好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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