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30)_刘静

三〇

　　当然，我是不会允许年老的父亲返老还童地耍些小孩子脾气的。我知道，对付老人的任性最好的方法是嬉皮笑脸，你要把自己搞得比他更任性，提醒他你比他更小。

　　我开玩笑说，爸，你怎么净徙记着死的？你怎么就不想想有可能活着的大爷？

　　说完这句玩笑话，我心里悚然一惊。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是如此的耳熟？好像若干年前，有谁说过这句话，或者说过与这句话非常相似的话。

　　是谁说的呢？我的大脑向前猛跑，跑着跑着，跑到了1974年的那个中秋之夜。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天夜晚，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我的叫于明的姐姐，说过与这极其相似的一句话。

　　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一一她当时问我们的父亲：那大爷呢？你想不想大爷呢？

　　那个时候的记忆忽然如无边无际的浪涛，铺天盖地地扑到面前：父亲坐在一张藤椅上，清澈如水的月光沐浴着他。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的回答，甚至那精疲力竭的样子。父亲当时的声音就在耳边——

　　父亲深叹出一口气来，很压抑地说：失去联系这么久了，想又有什么用？

　　我望着日光灯下半倚半靠在沙发上的父亲，他苍老的头颅在日光灯下显得有气无力。

　　父亲叹出一口气来，那气也叹得无精打采。父亲底气不足地说：

　　想啊，想。他是我的亲大哥。我怎么能不想呢？父亲的样子和父亲的回答，令我有一种伤感在体内弥漫。我不知道是因为父亲老了，对往日的事情和往日的情怀有一种不可遏制

　　的向往和留恋，还是因为父亲离职闲适下来，无官一身轻地返璞归真了。我以为，这两点对父亲都有点为时已晚了。他老了，对一些对他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只能有想法而无法有行动了。我想，这真是一种悲哀，一种于事无补的悲哀。

　　那天，去给儿子上户口的丈夫，除了带回―栋色的硬壳户口本外，还带回了一个鲜红的小塑料证。我接过一看，是个独生子女证。丈夫在一旁开玩笑说：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小本子，它一个月可以给儿子挣六块钱哩。

　　我也紧接着开了一个玩笑说：我可真没敢小看它。一个月六块钱，剥夺了儿子享受兄弟姐妹快乐的权利，买断了儿子终身的孤独。

　　我怀中尚未满月的儿子，罾将享受一种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的没有兄弟没有姐妹的叫做独生子女的娇惯。今后，恐怕除了他的父母，他将连个与其血脉相通的亲人的想头都没有。他将孤独地承受着父母的血缘。他的生命注定着脆弱也注定着沉重。他的脆弱，在于他今后简直就不能有个三长两短，他连个可靠的血源都很难找到；他的沉重；在于他寄托和承担了太多太多的东两，恐怕他这一生都要为这种寄托和承担所累。

　　我感到我倾儿子。

　　儿子在我的怀中很乖，他睁着黑亮的眼睛望着我，眨漸艮少眨一下。人家说，未满月的孩子是看不见东西的，我不信。这么黑这么亮的眼睛会看不见？他会看见的，他一定看见了他母亲此刻脸上的愧色和忧郁。

　　我摇着怀中很乖很乖的儿子，嘴里轻轻地说些想说给他听的话。我说，

　　噢噢，有哥哥有姐姐多好呀。

　　噢噢，有弟弟有妹妹多好呀。

　　这个时候，父亲在那天晚上的苍老的底气不足的声音响起在我的耳边：

　　想啊，想。他是我的亲大哥，我怎么能不想呢？

　　那一刻，轻拥着怀中尚未满月的儿子，我决定：找大爷！继续寻找我们的大爷！

　　真是这样，我继续对我们大爷的寻找，是从同情父亲的衰老和感悟儿子的孤独开始的。我的这种寻找，不同于我姐姐的寻找。我的寻找远远比不上我姐姐那种莫名其妙地发自内心的充满了激情和热情的寻找，我的寻找是一种同情和一种启发的结果。因此，我的寻找注定不如我姐姐的寻找主动和顽强。这种寻找不可能影响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它只是我生活中的一种顺便而已，要看我的心情，还有我的方便。

　　我工作的编辑部有一个到南昌去约一部关于起义方面的稿子的差事。因为那日子既不是春暖也没有花开的不合旅游的时宜，加上南昌城除了一些革命的遗迹也的确没什么好看的。因此，主任的话音息了许久也没人挺身而出。此时，我正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一部三校的长篇，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已使我失去了阅读的热情，剩下的只是一些职业道德的例行公事。当主任第二次提到南昌时，我突然地意识到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而九江又在江西的境内。

　　我放下手里的红笔，站起身来，跟主任说，我去。主任颇感意外但很满意地望着我，我的同事们虽然不解但集体地不约而同地如释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我简直觉得这趟去南昌约稿子、顺便到九江找大爷之行，是件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情，自然而不牵强。

　　我肯定是要先到南昌办公事然后去九江干私事的，这点事我还是懂的。到了南昌，我坐着出租车直奔那位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的家。他在他的书房里比较矜持地接待了我。他以为他的矜持跟他的身份和名气很配套，但我对他的矜持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电脑里的东西能不能马上给我。据我们所知，他的这部吹了一年多的长篇纪实小说，吸引了不少的出版社和书商，我们出版社也想要这部小说，极想要。

　　他矜持地说，这个嘛，让我再考虑一下。

　　我是不允许他的考虑的，连半下都不行。我此行的目的不是南昌而是九江，不是约稿子而是找大爷。对我来说，南昌之行只是个顺便，我没有必要把时间耽误拍顿便上。

　　我说，你如果还有别的打算请千万直说，我们不想跟别的出版社撞车。

　　他愣了一下。他们这些人是很乐意看自己的作品那份被争抢的热闹的。即便没有这种可能，他们也想制造出这种可能来，更别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了。他有些意外地望着我，意外之下言词就有明显地自恋倾向，他说，不是我不想给你们，实在是别的出版社的朋友太想要这稿子了……

　　我忙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他更加意外地望着我，但这种意外只停留了一会儿。作家的虚荣和自尊使他很快就校正了意外，他更加矜持了，慢条斯理地说，好吧，那我替我的朋友谢谢你们。

　　我说，不谢！在他起身送客之前抢先抬起了屁股。我是不想被人家主动送出门的。我站起身来，很诚恳地伸出手来谢他：谢谢你，真的！

　　我的确是真的谢他。若不是他的虚荣还有他的自尊，我还不知要被他在南昌吊多久的胃口耽误多少时间哩。

　　九江其实很小。下了火车，我只问了两个人，就找到了父亲提供的藏在他肚子里四十多年的地址：陆知里路后楼九号。

　　本来我以为这是一间或几间房子，没想到它竟是一幢房子，一楮有围墙的二层小楼。

　　我颇感意外地望着铁门上的门牌号，我想，1950年的大爷和他的一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住在这样的一幢房子里，竟然也敢用“水深火热”这样的词汇，的确是太不像话了，难怪我父亲会有不快呢。国民党的确不是东西，把大爷这么好的人都带坏了。起胃得不老实了，不说实话了。

　　我敲开铁门，一个小保姆模样的女孩站在铁门里边毫无礼貌地上下打量着我，她那张典型的南方脸上没有一丝热乎气儿。她简洁地问我：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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