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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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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日的说这都多给了我九十。我没卖。没文化么。人家说,你们是文化人,我我就来来了。” “要多少?” “五五百。” 周海阔都能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好,电话给我同事。”周海阔听到程诺的声音后,说,“拿下。给他八百。” “周总——” “来回坐车要花钱,还得让人家吃顿午饭嘛。” “我是说,真假问题。” “放心,那纸张和字迹,要作假,成本比这高得多。找个手艺好的装裱师傅,放在罗盘空下的那个位置。是个好东西。” 那封装裱好的信我还溜了一眼。因为不认识意大利语,也就溜了一眼而已,连Ma Fude都没注意。“胡老师,您知道马福德?” “我太姥爷就叫马福德。听我父亲说,也是个瘸子。而且,不是汉人的长相。但我父亲说,大家都说我太姥爷是西北来的骆驼客,胡人。”胡老师把手机里的相册打开,找出母亲和姐姐的照片让周海阔看。“我母亲说,她和我姐长得都像我太姥爷。” 周海阔仔细看过照片,又把手机放远处再看,“胡老师,我在意大利只待了一年,眼光未必准。远看,凭感觉啊,您要不告诉我这是令堂和姐姐,我真以为是意大利人。仔细推敲,又没那么像,汉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了。再听听其他几位老师的意见。”他把手机传给我。 我跟周海阔的感觉大致差不离,娘儿俩像中西混血。宴临和邵秉义也这么看。邵星池说:“哎呀胡老师,您肯定有海外关系。” 胡老师沉默不语。足足一分半钟,他对周海阔说:“周先生,能否麻烦您帮我翻译一下这封信,一个字都别漏下。” 可翻译得再具体生动也没有意义,有效信息之于胡老师,不比我们多半个。“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他把这三个字像怪味糖一样在舌头上颠动,突然停下来,右手拍一下脑门。我们听见响亮的一声。一桌子人都伸长脖子。即便掌握的信息极其有限,我们也知道,如此诡异的联系必有一篇大文章可作。 “我母亲原名马思意。”胡老师幽幽地说,眼睛盯着窗外在风雨里舞动的竹林。“思念的思,意大利的意。到晚年,她坚持改回来。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母亲叫马思艺。”我们的脖子伸得更长了。伸累了,正打算缩回来,胡老师又说,“明白了。胡念之。胡念之。我叫胡念之。”他的表情开始悲伤,越来越悲伤,再悲伤下去很可能流出泪来。 我们才知道胡老师叫胡念之。我们好像也跟着明白了:思之,念之,之是谁?意大利?意大利人马福德?我们的脖子越伸越长。反正我的智商有点跟不上。 “令堂没跟您说过意大利的事?” “从来没有。” “也许令堂也跟您一样,直觉到某种联系,只是难以坐实?” 胡老师摘下眼镜用餐巾布一遍遍擦。 “可是,”宴临说,“要从一个预设的结果牵强附会地往回找,上帝就坐在我们身边这件事,也一定能够论证出来。这相当于有罪推定。” 胡老师的表情收回来,恢复了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脸。“孙老师提醒得及时,”他戴上眼镜,尴尬地笑笑,“刚才我太入戏了。抱歉,这问题困扰了我太长时间。”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孙老师和胡老师的突然清醒,就彻底推翻这种可能性。“假定——我是说假定啊。”邵星池说,“假定这位写信的马福德就是胡老师的太姥爷马福德,那这个手杖是怎么一回事呢?谁的手杖?这封信写完后,应该早就寄走了啊。如果在意大利,那地方叫啥?对,维罗纳。这封信要是在维罗纳运河边挖出来,倒更容易理解。” “像喝了酒要头晕一样好理解,还需要大家伙儿在这里操闲心?胡老师早就弄明白了。”我说,“不过胡老师,我倒是觉得,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反正弄错了也不收税。比如说,这封信和您的太姥爷,意大利人;比如邵大叔家传的意大利罗盘;比如周总,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必须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比如我们家,据说我高祖谢平遥是个翻译,陪洋人一路北上到京城,那人为什么就不能是个意大利人呢,听说我高祖后来也一口像样的意大利语;还有,宴临,你们家祖上孙过程老大人,没准当年护卫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绅士呢。” “那至少需要两个意大利人,”周海阔说。“一个写信的,一个持信的。” “人不是问题,那时候的运河,”邵秉义说,“十万、二十万个意大利人也走得下。” “写信的是马福德,持信的呢?” 胡老师陷入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沉思。在我的撺掇下,他抽了一根烟。我只是有点心疼他,一个人有着乱云飞渡的渺茫家世,够难为他的。他不参与我们的吃喝,因为吃过了午饭;一桌子人忙着端酒倒茶夹菜,他找不到事做,所以我帮他点上根烟。胡老师业务不熟练,三口之后就呛着了。 “我这职业算是选对了。”胡老师掐灭烟头时说,“想弄明白自己从哪里来,也得去考古发掘。周总,不情之请,那封信能送我一份复印件吗?” “没问题。如果证实这位马福德先生就是您太姥爷,原件也奉上。”周海阔给程诺打电话,让他准备一份复印件。“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悲,不过百年,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回去我也得把祖宗给弄明白。” 我看看宴临,她摊开手,“一笔糊涂账。不过糊涂点也好,所有账都一五一十地摆在那里,一眼看过去几百年洞若观火,那人类活着可能意思也不太大。” 邵星池看他爹,老秉义低眉耷眼地说:“咱们邵家,清楚不清楚的,都在了这条河上。” “谢导,您呢?” 我?这一节的《大河谭》,雪球已经越滚越大——那好,老子就冲着最大的来。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纪实的是这条大河,虚构的也是这条大河;为什么就不能大撒把来干他一场呢?老秉义说得好,“都在了这条河上”。在饭桌上,我再次向各位发出邀请,包括胡念之。我以为一位考古业的学者,虚构必是他过不去的坎儿,没想到胡老师极为支持。“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他说,“这是我考古多年的经验之一。”他还有另一条关于虚构的心得: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我放心了。 雨歇风住,雷声远去。邵家父子和周海阔回客栈休息,胡老师去取意大利信件的复印件,我和宴临沿河边栈道向北走。天上挂出一道彩虹,七色彩虹正横跨在运河上。我们俩越说越激动。一个个孤立的故事片段,拼接到一起,竟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仿如亲见,一条大河自钱塘开始汹涌,逆流而动,上行、下行,又上行、下行,如此反复,岁月浩荡,大水汤汤,终于贯穿了一个古老的帝国。只是这样一来,《大河谭》的投入又要加码了。宴临牵着我的手,在我手心挖了挖,“有我呢。”我停下来。已经卖掉她的一部分画了。她又挖挖我手心,“干正事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的。这点觉悟你家孙老师还有。” 我盯着她脸左右看。 “怎么了?” 我也说不出更多的。“孙老师跟运河一样美。” 她在我手心里掐了一把,“别臭美,跟你没关系!我就不能为了运河吗?” 手机响了,我摁接听键,是断了我资助的前领导。他在电话那头说:“兄弟,在哪儿?” “在外。”我没给他好气。 “好了,别气了,资助回来了。不仅原来的一分不少,台里决定翻倍追加,老弟只管甩开膀子干。” 我有点糊涂。领导这是哪根筋搭错了? “没看新闻?” “忙着呢。” “大运河申遗成功啦!刚刚在多哈宣布的。” “通过了?” “我不是说了嘛,申遗成功!”他把嗓门弄得很大,好像都是他的功劳。我的手机没开扬声器,宴临也听得一清二楚。“钱不是问题,分分钟到位,但上头催得急,让这两天就开播。赶快把剪好的片子送来过审。快,一定要快!” 宴临凑到我耳边,坏兮兮地拉长音调,小声说:“别——理——他。” 我回她一个坏笑,转过来对付前领导。“什么?喂?喂?”我说,“你说什么?” “我说你他娘的快把片子送来过审!越快越好!” “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信号不好。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我把电话摁掉,不自觉就甩动胳膊踢踏起脚。 宴临笑起来:“激动了?” “激动了。”我说,“我这算瞬间脱贫吗?” 《大河潭》肯定没问题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我突然意识到,对眼前这条大河,也是攸关生死的契机,一个必须更加切实有效地去审视、反思和真正地唤醒它的契机。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我拉着宴临往客栈跑。我要赶在胡念之、邵家父子和周海阔离开之前,约他们一起到水边合张影。这个纪念要有。如果这一天的确堪称千古运河之大喜,即也当是所有运河之子的节日。 2018年7月23日,安和园,稿毕 2018年8月21日,安和园,改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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