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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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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平底船在武库城墙下东游西荡，为了躲避那些不长眼的炮弹，有一发击中，我和大卫变成伤员的机会可能都没有，直接见上帝了。那是我这辈子撑过的最危险的船，炮击和步枪的射击像敲鼓一样，天上到处都是子弹。总算找到一个安全角落，武库里联军出来把我们接上了岸，进到武库的大院里。 伤员们被放到百叶窗木板做的床上，身下铺着毛毯，大卫放伤员时被绊了一跤，一屁股坐到毯子上，半天没爬起来。我问他是不是摔伤了，他咧开嘴大笑，说，妈的，大兵的屁股也贪恋这一把肥软的。我和大卫平时帮助救护伤员，紧急时刻也得抱起枪上前线。聂提督的军队企图夺回弹药库，派了二十五个营的兵力过来，一直压着联军打。战事残酷又血腥。幸亏清军的枪法欠佳，要不我们得死伤更多人。一波波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中国人终于懈怠了。消停了差不多两天，枪声和炮弹没上墙，沙尘暴倒来了几场。到二十五号早上，救援的俄军到了，我们才解了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拔营离开西沽武库，抬着两百三十名伤员向天津城进发。西摩尔中将让一队英军留下来放火，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我们走出不远，弹药库传来撼天动地的巨响。爆炸声一直在我耳朵里回响，走了六个小时到天津，嗡嗡声还没有停止。 天津城里冒着烟，到处是废墟和烧焦的尸体。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贴切地描述出这个城市散发出的死亡和腐败的味道。 见到每一具尸体我都绕着走，碰到那些残缺的肢体，我会觉得是我杀了他们。大卫认为我是劳累导致的幻觉，就像长达六个多小时的耳鸣。我不认为是幻觉，他们的死就是跟我们有关。如果一群高鼻深眼的家伙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到来，中国人会像落叶一样大片大片地死去么？但在战争中讨论死亡不合时宜，枪在响，炮在轰，厮杀的喊叫永不停息。 二十七日，我们开始分三路纵队进攻天津城外的东机器局。中国人叫它“东局子”。这地方制造枪弹和火药，有上千名清军把守，是杵在天津租界前的一个火药桶，必须拿掉它。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机器局里的弹药库被炸了，清军撤出时，我们占领了东局子。弹药库的爆炸也是笔糊涂账，搞不清是联军的炮弹击中的，还是清军担心失守后弹药会为我所用，自己点了火。反正此后突然安静下来。 双方都在休整。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我主动要给大卫读《马可·波罗游记》。我两眼朝天读，他两眼望天听，听睡着了我还继续读。一会儿用意大利文读，一会儿把它翻译成英文读，一会儿意大利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混在一起读。战争中不期而至的寂静有种骇人的效果，你会觉得特别不真实，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诞感。已经消失的隆隆炮声经常会回到你的头脑里，而且响动更大，因为没有别的杂音侵袭进来。你甚至能感到偶尔有热乎乎的气浪扑面而来。十九岁的小水兵说，他不希望我归队，这样每天晚上他就可以挨着我睡。我也不想回去，在哪儿都是打仗，枪子真射过来，肯定也来不及关心国籍。 很多人开始给家里写信，免得被一枪撂倒，连句话都没给亲人留下。我也在想写信的事，可写什么呢？我只有让哥哥寄马尼拉方头雪茄时，才给家里写信。 七月一日，枪炮声再起。清军向租界发动进攻，我们用大炮猛烈地轰击天津城作为回击，双方一直闹到半夜。我怀疑我们的大炮已经把天津城炸成了筛子。随后几天互有攻守，又僵持了，都不敢轻举妄动。探子来报，清军和义和团打起来了。这是个利好的新闻。清政府的正规军和义和团，哪一个单挑出来都够难缠的，他们携起手来我们更难受，这些天危如累卵的狼狈状态已然是最好的证明。现在他们俩掐起来了，讲出一万条理由，我也不相信这个局面对我们是坏事。 聂士成看不上义和团整天装神弄鬼，义和团也不喜欢正规军把他们当炮灰。进攻租界时，清军就把义和团往前赶，后退则杀无赦，直接动刀子，团民等于腹背受敌，因此伤亡惨重。义和团不干了，趁聂士成与联军激战，绑了提督的老母妻女，矛盾终于摆到了桌面上。聂士成派兵追击义和团，同情义和团的当地联军跟着反击聂士成，还谣言聂部造反。据说此事对聂士成刺激甚大，自愤一生勉力奋为，精忠报国，对内不见容于同僚，对外又受辱于匪民，颇有些进退失据，一颗心凉到了底。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八里台之战，他屡受炮击还重伤不下火线，最终血肉横飞一头栽到马下，以身殉了大清国。 八里台之战也是我的最后一战。聂士成之死给了我巨大的震撼。但很惭愧，聂死之壮烈没有激发我的战斗豪情，却唤醒了我“逃离”的冲动。我哥一直对我这个毛病耿耿于怀，他讨厌我没来由的消失，一不小心人就不见了。他在信里告诫我，既然你已经私自跑到中国去了，那就在中国老老实实待着，别乱跑，定期给家里写信：你知道母亲整天为你提心吊胆吗？你知道从不相信上帝的父亲现在每个礼拜要去两次教堂吗？我当然知道。但我还是乱跑了。现在我就想“消失”。七月九日傍晚，我参加战斗的最后一天，我参加战斗的最后一个小时，在我已经想好了如何消失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左腿胫骨，把我的骨头打碎了。娘的，如同挨了一闷棍，然后感觉左腿越来越沉，最后是剧痛让我停了下来。 大卫在射击的间隙看了我一眼，发现血已经湿透了我的绑腿。他猫着腰过来，打开我绑腿，拿出绷带包扎好伤口，把我背到一块石头后面，让我躺好，他去找救护人员和担架。等他带着法国的外科医生过来，因为失血过多我已经精神恍惚了，枪声听起来是从去年传来的，在我眼前晃动的大卫的脸，像一张被洗坏了的照片。法国医生给我扎了个止血带，把我放到担架上。大卫和一个俄国士兵抬着我，送到了临时的战地医院。 放下我大卫要回前线，过来两个抬担架的英国士兵，对他说，战斗结束了。他们把担架上的伤员放在我旁边，是十九岁的小水兵。一颗子弹射穿了他心脏部位。小水兵努力睁开眼，不知道他看没看清我；也许正因为看见是我，他才要努力睁开眼。一个德国医生走过来，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他在小水兵跟前站了不超过两秒钟，弯下腰，伸手合上小水兵睁到一半的眼皮。小水兵的眼皮再也没力气动一下，他死了。 我用胳膊肘撑住地面，整个身体向小水兵身边挪，挪到合适的位置，我把胳膊抬起来，让小水兵沾满尘土、硝烟和血污的脑袋正好置于我的胳肢窝下。然后我号啕大哭。那个时候，除了哭，我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做。 伤病员被转移到了平底船上。我的小腿做了手术，子弹和碎骨头渣取出来了，消毒、上药、上夹板，服药，什么事都干不了，只能重读《马可·波罗游记》。医生说，鉴于骨头碎裂严重，保住这条腿问题不大，但别想着以后跟正常人一样，大地对你来说将是起伏不定的。我说，我要变成个瘸子？医生肯定地说，瘸子。又补了一句，想想那些命都没了的年轻人，你应该为变成一个瘸子感到幸福。也就是说，我这辈子的最高理想，也就是个幸福的瘸子。我对他笑了一下。 陆陆续续传来前线的消息。英军运来两尊名为“列低炮”的可怕大炮，一炮打响，一百码内，闻到味儿的人当场毙命。这种毒气炮在非洲的战场上曾用过一次，为万国公法所不许，但还是又用了。大卫来看我，证实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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