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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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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长达三十四年的生活中，每次想起大卫·布朗，我都会问如玉同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追你，而不是大卫？如玉也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个答案：看眼神呀。这世界上，只有你的眼神不会拐弯。还有呢？我继续问。还有就是，每次你们来，大卫都会找个机会嘱咐我，让我教你说中国话。哦，原来如此。要没有那几次汉语的恶补，以及我虚心向大卫请教，和见不到如玉的那些漫长时日里我勤奋的暗自修习，两个多月后重返风起淀，我就是一个彻底的哑巴。那时候我衣衫褴褛，凭着几个支离破碎的关键词式的中国词句，一阵水路，一阵陆路，敲开门神破碎的院门，我对如玉说，我来了。 等了一个多小时，被一阵骂娘声吵醒。我靠着行李袋睡着了。前面的人说，回舱里舒舒服服地睡吧，今晚走不了了。登岸的船只不够用，我们排在后头。天早黑了，附近的海面上停着多国军舰和船，灯光下人影憧憧，能看见一艘艘小船在往河口方向走。深海方向伸手不见五指，是那种彻底的、绝对的黑，看不见的风也是黑的。长官吩咐，回舱休息，等候通知，随时可能出发。 能下船大家都有点兴奋，睡不着，脑袋扎在一起说话；我爬上床就睡着了。沿白河把船一路逆流撑上来，是个大体力活儿。天快亮，我被谁踹醒，外面有人正高喊，带上一周补给，马上离船。我背上行李袋，迷迷糊糊上了小船，继续在黎明的幽暗中瞌睡。两个半小时后到达白河河口。大沽口炮台上架着的一排克虏伯大炮，在阳光下闪耀威严的光。我们漫长的船队通过时，中国兵好奇地跑到岸边来看。我前头一个家伙说，想看就看吧，哪天没准就刀枪相向，看一眼少一眼了。我倒觉得问题不大，找个好地方坐下来，有什么不能谈呢。 到塘沽火车站，长官命令，先把补给、弹药、水壶等放到分给我们的车厢里。我们在第四列火车，准备装载我们意大利军队，还有俄军和法军。前三列火车：第一列装着一半英军、全部的奥地利兵和美国兵，剩下的车厢装修铁路的设备、枕木等材料和一大群中国苦力，这些苦力是用来修路的，以备铁轨出问题；第二列火车装余下的英军、全部的日军和部分法军；第三列火车装的全是德军。太阳一出来就热，哼哧哼哧把各种储备物资搬到车厢里，衣服全湿哒哒地沾到身上。没见过那么简陋的火车车厢，顶棚都没有，如果车厢拆下来，前头再拴两匹马或者两头牛，你说那是马车、牛车我都信，说是拉牲口的车我也相信。装车时各国长官都玩命地催，装完了反倒没动静，生生等了两个钟头。各国士兵，主要是水兵，在自己的方阵里高唱国歌和进行曲。唱完了一首唱另一首，三首过后有人找厕所，队伍就乱了。 乱糟糟地上了火车，咣当咣当，四点半左右到天津。天津车站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能来的外国人都来了。他们很清楚，北京的公使馆出了差错，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德国人慷慨，对着德国士兵嗷嗷地欢呼，把几百瓶啤酒往他们怀里塞。我们在自己的方队里咽着唾沫，一路的大太阳和飞扬的尘土，喉咙里像干旱的土地裂出一道道口子。意大利人在天津的太少，我只喝到了半瓶水。看欢送会的架势，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我倚着行李袋又歪着，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走过来一双脚，我抬头，看见大卫对我挤挤眼，我拎起行李袋跟他走。 大卫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六瓶德国啤酒，拉我躲到第一列火车旁边喝起来。火车给我们提供了舒服的阴凉。我跟大卫说，回来咱们再去风起淀。先别想美事，先求上帝保佑你活着回来吧。他对此行很不乐观，兴师动众两千多号人，据公使馆来的消息，这个数还不足以让他们有安全感，希望翻两倍、三倍。怕什么呢？怕人啊，你没去北京？那乌泱乌泱的人，走大街上你想快走几步，都得加塞插队；两千来人进了北京，那也只是雨点落进白河里。还有义和团，他心里也没底，听说那帮人刀枪不入，可以敞开肚皮让你放枪，一伸手把你射出去的子弹给捏住。我听了都犯晕，这些人都他妈什么材料制成的。大卫推论出来的恐怖我太没往心里去，这世界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去风起淀，推开门神守护的院子，看见如玉。我们俩把六瓶啤酒全喝了。酒精上了头，脑袋里有个小人在转圈。大卫酒量比我好不到哪里，我们俩头顶头枕着我的行李袋，躺在铁轨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不知道谁先滑进了梦乡。 乱糟糟上车的声音我们竟然都没听见，有人在耳边吹响尖锐的哨声才把我们惊醒。一个英国长官嘴里叼着哨子，满脸坏笑地看着我们。他旁边站着一个等级更高的军官，双手背在身后，两嘴角往下扯，眼光冷飕飕的，擦得乌黑油亮的长筒军靴让他显得更加威武高大。大卫噌地爬起来，双脚并拢行了个军礼，说，中将好！中将？我还有点迷糊，这么大的官？我只听说整个联军的统帅是个英国中将，西摩尔中将。我问大卫，西摩尔？大卫对我咧咧嘴。我的酒立马全醒了，从地上跳起来，也给西摩尔敬礼。报告中将！我说。报告什么？西摩尔的肩膀放松下来，膝盖抖了两下。真没有什么好报告的；我说，报告中将，我要归队了。哪个队的？意大利。 大卫拽着我就往他们的第一列火车走。吹哨子长官说，意大利在后面。大卫说，反正是打仗，在哪辆车上都得打。西摩尔中将用鼻子笑了两声，也是，该活死不了，该死活不了，上车吧。吹哨子的长官说，中将，不妥吧？打仗还分什么你我？都是老子的兵。西摩尔中将说，一会儿见了意大利，跟他们说一声。去过英国吗？我说去过。那就是咱们的人；记住，整个世界都是日不落帝国的，这里，西摩尔中将用腰刀点点地，包括这里。 我就跟着大卫登上了第一列火车。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如玉经常会问我，如果没有那几瓶啤酒，如果没有遇到西摩尔中将，如果没跟大卫混在一块儿，而是回到我该坐的第四列火车，我经历的是否就会是另外一场战争？我的一生是否就会变成别一番样子？不会，我跟她说，除非我战死沙场，一息尚存，我还会去找她；不管多憋屈，我一点都不后悔现在的生活。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战争、杀戮和抢劫，我知道生命有多卑微和偶然，所以也知道爱有多珍贵，相守有多不容易。 开始我真把战争想得太儿戏，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开赴了战场。我混在英军、美军和奥地利大兵中间，火车司机是个中国人，他知道我们这群荷枪实弹的外国人要干什么，他就磨洋工，一会儿这地方有问题，一会儿那里出了毛病。他的助手甚至一点点把煤给扔掉，把水给放掉；煤和水没了，火车就得停下来。我们就派人坐在煤水车上监视中国司机。路上我们见到了义和团，他们往枕木上浇油然后放火点燃，有的地方枕木已被烧焦，不少地方正冒烟。我们举枪示意，及时把他们赶走。上头传下话，不到万不得已别开枪，我们的任务是尽快赶到北京。 半路上还遇到中国军队营地，清军抱着枪在哨位上睡着了，只有火车经过时才能把他们吵醒。留着八字胡须、胖胖的直隶提督聂士成骑着高头大马，带一干人马，在四千多人的军营中巡视。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在八里台又见到一次聂提督。那天我们转回头攻打天津，联军和清军在八里台决战。那叫一个惨烈，想一下我心都哆嗦。 八里台前有一座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亲自督战，聂家军无人敢退。旷日持久地激战，我们都快累垮了，不过好在不断有生力军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聂士成没那么好运气，他的人越打越少。但他率部坚守不退，战马换了四匹，他的两条腿也被枪弹击中，根本站不起来。有一块弹片划破聂提督的肚子，肠子流出来，他塞回去，继续鼓舞和指挥士兵作战。后来，我们的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一块弹片从聂提督嘴里打进，从后脑勺飞出来；另一块弹片射穿他前胸，还有一块直接插进了太阳穴。他从马上栽下来，享年六十五岁。 他是我们的敌人，但必须承认，他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战士。那天战火平息，我们一群敬佩他的人为他脱帽致哀。 六月十日晚上，大约七点，在落垡车站不远，我们的火车停下来，前面的铁路桥被义和团炸坏了。车上带的一百名中国苦力和修复铁路的材料派上了用场。苦力们干活，我们在铁路边晚餐、露营。吃面包，还有一点咸肉。没有帐篷，我和大卫把防水单子铺在地上，裹上毯子挤在一起躺下。白天热得要死，夜晚冰凉如水。月光照在那一片大野地上，三列长长的火车被各国露营的士兵们围在中间，有人翻身，有人说梦话，有人打嗝放屁，有人迷迷糊糊爬起来，在离睡觉两步远的地方撒起尿，还有人睡不着，睁大眼看周围和夜空，比如我，我看见中国的月亮旁边有很多中国的星星。装载有意大利士兵的第四列火车还没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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