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也要爱(10)_殷雄

十

　　我问她饿不饿、渴不渴，她却说：“我要上厕所！”我尴尬万分，只得说：“哦，那你去吧，我先给电脑重装下系统。”不料杨帆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过了半晌，才听她小声嘀咕道：“人家脚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啦！”于是我不得不将她拦腰抱起，怀中的杨帆就像纸片般单薄透明，她羞红着脸，不说话。

　　面红耳赤地走进厕所，刚把她放在马桶上，杨帆就挣扎着喊：“好了，好了，我能行的！”我马上退回到卧室，同时细心留意着她的声响。但过了大半天，杨帆却绝望地小声低喊道：“小峰，能不能帮我一下下？”我又红着脸走进去，见小姑娘仍穿着我那条军绿色的休闲裤，原封不动地坐在马桶上。

　　杨帆的声音细如蚊蚁，说：“你把眼睛闭上，帮我脱下裤子。”

　　我心浮气躁地闭上眼睛，毛手毛脚地按照吩咐做了。只闻响亮窸窣的水声，跳动优美欢快的乐章。

　　我和杨帆暧昧地度过她生病的这段时光。那三四天我们寸步不离，杨帆躺在床上，我就坐在床的边沿，看一部又一部的言情电影。渐渐的，我牵她的手开始攥得很紧，而她被搀扶时也变成了温柔的依靠。偶尔看到惊险或感人的情节时，我就会不经意地拉起她的手，就像两年前的那个夜晚，杨帆红着脸，不说话。

　　我不知道这个牵手意味着什么，是色欲的一种表达，还是对曾经暧昧的某种追忆？抑或在尴尬的处境里，我们都需要从对方的手心得到一丝温暖？但我们的出格也仅限于此，虽然我时常被一些东西撩拨起莫名其妙的欲望，但我的理智、我的道德、我的愧疚，常常鞭笞着那颗激动不安的内心，一桶桶现实的雪水，倒进我近似疯狂的脑袋。

　　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培养起了一种奇怪的默契。那就是我们开始谈论赵一平，谈论可能发生的逃亡，也谈论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但不管谈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和对方捆绑在一起，我并不感到多吃亏，杨帆也不觉得有多愧疚。我们就这样以不明就里的暧昧关系，回忆最亲的兄弟与爱人，展望未知的命运，承担着物质的匮乏。到后来，我们开始越过赵一平死去的始末，去单纯地回忆起他生前的趣事伟业。譬如我想起和他小学偷橘子被人逮住，慌乱中赵一平咬了失主两口，最后那人倒赔了我们二十个橘子的事情时，就会觉得我和赵一平很亲很近。而当杨帆说起哪年哪月哪日与他外出旅游，途中赵一平与两个老外聊得火热，最后说丢了钱包骗得对方十美元时，就会觉得她和赵一平相亲相爱。我们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赵一平，仿佛是为了加深我们彼此之间的认识。

　　死后的赵一平，就像一根红线，将我和杨帆重新拴在了一起。我们的感情变得模糊不清，就像性障碍者服用“伟哥”一般，只有说起死去的赵一平时，才觉得彼此之间关系暧昧情感深厚。我真怕有一天，当我突破重围与杨帆做爱时，我们非要大叫一声“赵一平”才能激起性欲来。

　　那无疑是人生的一大讽刺。

　　直到杨帆彻底康复，赵一平已经死去七天。七天前的重庆阴雨绵绵，凄惨恻恻；七天后的小屋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杨帆舒筋活骨，要为我高歌一曲，献舞一支。那时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我的卧室，杨帆在吃下第七顿土豆泥后身轻如燕。她的舞姿轻柔曼妙，如一只在阳光下、百花中自由翩飞的蝴蝶王。

　　我们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去一一品味赵一平生前的喜怒哀乐，结果颓然地发现：一个人有限的生活经历，至多让人愧疚三日回忆三天罢了。我们在钻进窗户的阳光中，感受到了灵魂的救赎。

　　口袋里只剩下三十块钱，在与杨帆商量后我将彩电变卖得到了二百块钱，由此过上了俭朴至极的生活。接下来，我依次到码头、车站、机场、高速路入口打望。但每个地方都有许多警察，他们腰际悬着亮堂堂的手枪，手中拿着杨帆光彩夺目的照片，向入站出城的旅人一一对照。通缉令上的悬赏金额已经加到两万块，每个街区路口都贴满了漂亮杨帆的通缉照片。报纸不断地跟踪报道，网友不断地支援投票。

　　回到学校，以陈菁为核心的曾为赵一平争风吃醋的女生们统一战线，成立了“救平”会。她们四处募捐，八方张贴，散发印刷着杨帆照片及恶劣事迹的传单，如海报一般。现在我的杨帆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论主题，人们都比较乐于检举这样美丽而又柔弱的杀人犯。

　　出乎我的意料，赵一平的死给学校、城市甚至周边的许多地区都带来了日渐高涨的影响。哥哥李小山打电话问：“死掉的赵一平，是不是我们村的那个赵一平？”

　　高中、初中、小学同学纷纷致电，说：“你们学校真的出现了这种事？”

　　然后问道：“什么，这人你认识？”

　　然后叹道：“啊，是一平？”

　　接着问道：“什么时候的事？”

　　接着叹道：“太过分了！我操！！”

　　最后问道：“抓到没有？”

　　最后叹道：“抓到一定要让她吃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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