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260)_浩然

二六〇

　　李世丹说：“得积极点呀！这回是帮助党整风，人人都得打消顾虑、解放思想，不论什么意见，不论是对的还是错误的，不论是大事小事，大到国家政策，小到生活细节，都可以提，提出来才能改，不提怎么改？眼下是先给县里提，过不久，咱们乡里也要整风鸣放了，那时候，你们更得主动、积极地提，特别是对我和王书记这几个领导。多给我提，只要你们提出来，不管正确不正确，我全部都接受，决不会打击报复；眼下跟过去不同，要放手发动群众鸣放，彻底民主，谁也不敢报复。”

　　小张说：“提意见倒好办，反正有什么讲什么。就是咱们这儿事情太多，人总下村，不好集齐。”

　　李世丹梳洗完毕，一边穿着背心一边说：“怎么不好集齐？等正式整风鸣放了，一切工作全停止，都回来，日夜开会；眼下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整风。还是早一点儿酝酿酝酿吧，别等到了那时候，再临时准备。你这青年团员，更得解放思想，大胆向领导开火，立个大功，好创造入党条件嘛！”

　　小张咧嘴笑笑，端着泥汤似的一盆子水泼出去了。孔老头又端进一碗热腾腾的面片汤，漂着一层油珠，窝着两个鸡子。

　　李世丹细嚼慢咽地吃着，问孔老头：“你那工分补助的事儿，社里解决没有？”

　　孔老头说：“我又找社主任一回，他说我在乡里领了工资，家里就不能再要补助了。”

　　李世丹说：“你是低薪嘛，工资够你一个人用，家里的人呢？用绳儿把脖子勒起来呀？”

　　孔老头说：“他说上边有规定，又请示王书记了。”李世丹“啪”地把筷子一摔：“嗬，我说话就狗屁不如啦！规定？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是所有的规定全正确，还用的着整风吗l 一个炊事员跟一个乡长、党委书记的劳动量比，是大是小？我看只能大，不会小，可是工资差一大截儿。应当多为下边人想想嘛！回头我要往上反映。”

　　孔老头说：“李乡长，快别为这点小事兴师动众啦。我在家也是个半劳力，挣不了多少工分，这就满不错。家里呢，两个人在社里干活儿，也少分不了，够吃够用就行嘛！”

　　李世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这不是小事儿，这关系着党群关系、上下关系正常不正常的原则问题。唉，眼下沟太多了，不下决心是填不平啦！”

　　孔老头没有想过“正常不正常”，也不懂什么是“沟”，就敷衍了几句闲话儿，回去封火了。

　　小张对李乡长这一套话更是没有多大的兴趣，也回去看电话了。

　　李世丹打着饱隔，坐在办公桌旁，翻开了新来的邮包和信件。这些东西有县委来的，有县人委来的，也有文教科、卫生局或者扫盲办公室来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堆了半桌子。他先拣县委来的打开看，撕开信封，抽开一瞧，是《关于麦收保卫工作的几点指示》，扔到一边了。又打开一个，是《集中全力，迅速完成麦收任务的意见》。左一个麦收，右一个麦收，关于乡以下的机关、学校、农村整风问题的指示文件，一点也没有。于是，他把拆开的和没拆开的归集在一起，推到办公桌一角，站起身，伸了伸腰，又从抽屉里拿出个药瓶，倒出两片白药片放在嘴里，喝口白开水送下去，又一只手弯到后边，轻轻地捶着后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这一程子李世丹思想上的“病”，实在有点儿重于他那身体上的“病”。他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虽说过去几年了，可是仍然象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他的身上，多会儿想起来都非常痛苦。如今，他正象每天吃药打针驱赶身上的病魔一样，也在求方设法地要甩掉思想上的病魔。

　　李世丹出身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在北平上中学的时候，受到地下党的教育和革命的感召，曾经是一个很有爱国热情又有斗争精神的青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安全受到了威胁，就逃到冀东解放区，参加了工作。那会儿，地方上的干部多半是从农村劳动群众里提拔出来的，识字的人不多，县、区都把李世丹这个文化人当宝贝；李世丹思想活泼，对什么事儿都敢想敢干，在遂心如意的时候，工作也挺卖劲儿。从县政府办公室调到区里当文教助理，赶上大军进关，干部南下，又提拔他当了区长。他的积极性更高了，每天车子一骑，这个村，那个村，到处跑，到处忙，那股子精神劲儿，这会儿他自己想起来都有些吃惊。他的脑瓜聪明，自信心、白尊心都非常强，只要别的区有某一点地方赶过他这个区去，他要是不赶上，连觉也睡不着。

　　一九五○年发展种棉花，四区出现一个植棉能手，给人家全区带来了光荣。没几天，李世丹就发现了韩百安那块棉花地，又搞出马之悦这样一个更能的“种棉能手”。一九五三年冬天贯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二区入社农户发展到百分之六十，那边的区长大出“风头”。李世丹开会回来，连夜召开他负责的那一片的村干部会，一天一夜，入社农户从原来的百分之三十，发展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可是，第二年秋后，听一些人说“合作化走快了”，又听说要“稳步前进”，他立刻就“砍掉”了五个农业社，还强迫三个农业社转成互助组，惹得村里的党员和贫下中农“怨声载道”。就在这一年，他在金马庄蹲点想搞出一些“名堂”来，专门扶植一个中农富社，还把一个漏网的富农分子拉出来当了社主任；这个主任为非作歹，诬赖一个贫农社员偷了社里的钱，吊起来拷打。李世丹不光不主持正义，还把挨打的社员批评一通，让那社员向这个坏干部赔礼道歉。这下子可惹起群众的不满，贫农们联名告到县里的监察委员会，接着又有几个村写来同类的检举信，李世丹“倒了霉”, 挨了重大处分：党内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撤了职；要不是当时“决心”表示的“好”，就开除党籍了。实际上，李世丹心里并没有服气，或者说非常“委屈”。他嘴上说：“我的立场没站稳。”心里却说：“我是一心为革命，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只是工作作风有点儿不深入。”他嘴上说：“这次党对我的处分，是对我很大的教育。”心里却说：“真倒霉，赶上风头，让县委抓了典型。”他这几年背着沉重的包袱工作着，多会想起自己从一个区长降到一个乡长，从扶摇直上的前进，一下子猛跌下来，都是伤心的不得了。这一程子城里的大鸣大放一开始，他听到一些攻击农业合作化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的言论又觉着上级党让这些人随便放，说明过去的政策一定是有错误的，一定要改进改进。他觉着给自己“翻案”的日子到了，形势发展，就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了。

　　这一次，李世丹放弃了“休养”，主动回乡抓工作，而且，要在“纠正我们错误”的运动里立一功。他在屋子里来回地踱了几个圈儿，觉着心里边挺舒畅，又有点儿不踏实，就朝外喊：“小张！”

　　小张跑过来了。

　　李世丹问：“你干什么哪？”

　　小张说：“看着电话机。”

　　李世丹说：“你让老孔替会儿，咱俩杀一盘，试试你这些日子进步如何。”

　　小张笑着说：“反正比您还差老远呢！”就跑出去，一会儿又跑回来，放好棋盘，摆好棋子儿，坐下了。

　　李世丹也坐下了，很老练地布置好阵势。

　　小张对下棋技术不高明，兴趣也不大，第一盘输个一塌糊涂，第二盘刚走开，就给“将”上了。

　　这当儿，小张背后忽然有个人插言说：“跳马跳马，这是一条活路！”

　　两个人抬头一看，原来是东山坞农业社的副主任马之悦。李世丹立刻就满脸带笑地问：“嘿，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马之悦说：“我找您好几趟，门坎子都让我踢破了！来了，不在，来了，又不在，把我想的啥似的。”

　　李世丹说：“今天算你走字儿，要是明天来呀，我又走啦。怎么这么晚还出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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