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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烧掉?”他的声音变得很陌生,干得像两片枯叶飘落下来。

  我又重复了三遍,才如释重负地走了,很顺利地搭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只等了一分钟,巧极了。我坐在长途公共汽车上闭着眼睛打盹,但我的脸上一直是笑容可掬的,因为我自己又向前跨了一步,一个美丽的新天地在我脚下展开。我想象着老桂如梦方醒的样子。他的额头上放着智慧的光,混浊的眼睛变得像泉水那样清,由于感激我而老泪横流。

  “嘎——”急剎车冷不防把正在幻觉中的我抛上车顶,再从车顶上落到座位里,头、屁股,两头受伤。出事故了?撞车还是压死了人?我刚刚把腰扭得可以活动。车门开了,车外走上来两个人。一看,使我大吃一惊。一个是我们农场保卫组组长;一个是保卫组组员。农场保卫组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公安部加安全部再加法院、检察院。组长就是部长加部长加院长再加一个院长。他们的四只眼睛一下就对准了我。

  “梁锐!下车!”

  “出了什么事吗?”我站起来问他们。

  “你他妈的问谁?”组长大人发怒了。“少啰嗦!给我滚出来!”

  滚,当然是滚不出来的,还得走出来。一下车就被他们为我预备好了的手铐铐上了。他们铐我的方法是全新的。右手从肩上,左手从腰下扭到背后,铐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问一句:“为什么这么铐?”

  那位组员说:“这叫苏秦背剑!外行!”

  我当然外行,专别人政的这一行并不是谁都可以干的。中国人文化很高,干什么事都要有个名堂。杭州西湖有八景,处处都得仿而效之,凑够八景。风景配上个文雅的好名字,无可厚非,是为了增加人们的观赏欲。每一样中国菜为什么也要配上个好名字呢?猫和蛇的尸体烧在一起,美其名曰:“龙虎斗”。鸡的尸体再配上一只西红柿,美其名曰:“丹凤朝阳”。菜起个好名字,也能理解,是为了增加人们的食欲。给我上铐子还来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名堂,这算什么呢?也是为了增加人们的食欲?果然如此,在我带铐子到上吉普车的短短一分多钟的过程里,立即吸引了一大堆人。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公路两旁连个村庄也没有,难道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中国人之多,真是名不虚传。他们对于是我被权力的野兽吞噬掉而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感到兴高彩烈,好像他们每一个人也站在权力的一边参与了吞噬。

  吉普车向来的方向驰去,至少有一公里才甩掉那些围观的人。吉普车的弹簧比起超豪华的小卧车来就差得太远了。不到五分钟,我就认识到苏秦背剑的样子固然还有点英气,手腕、手肘关节和背实在是疼痛得难以忍受。我开始呻吟起来,一边呻吟一边猜测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发现我的病是假的?不可能。

  那位主任医师还在位,在位就不怕承担责任。即使是搞清了我的病是假的,也不至于动手铐拦车搜捕呀?要么,和芸茜的关系被人发觉了?更不可能。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在蜗牛壳里的事,谁能钻进蜗牛壳里去研究我们的关系呢?退一万步,全都被他们侦察得一清二楚,大不了也只是个婚前不严谨,属于批判教育的范畴。

  我把我短短一生的经历全都抖了出来,实在找不到一件够得上让他们如此大动干戈的罪行、过错,甚至能够成为他们的借口的疏忽,或可能产生误会的言行。我肯定他们搞错了,又在制造冤假错案。可总得有个因由呀!——忽然,我的脑子轰地一声炸开了!别是我给老桂的那张便条出了问题吧?!不可能!绝不可能!我不是告诉过他,“只能你一个人看”吗!即使他的“三忠于、四无限”使得他不得安宁,也不会这么快呀!我不是对他再三再四叮嘱过吗!要他“多看几遍,想想,烧掉……”只要他连看两遍,想上三分钟再检举,也不会如此之神速就把我中途截获。除非他只看了一句,就像发现凶手使用过的匕首那样,立即报案。我想这绝对不可能!一百个不可能,一千个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事实却告诉我,绝对可能,一百个可能,一千个可能,一万个可能。我乘坐的吉普车还没到农场,大草棚里的批判斗争大会已经布置好了。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经验之丰富实在令人五体投地。把我押进大草棚子的时候,一抬头,台上挂着一个额幅,开宗明义地写着:“批判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梁锐”——定了性,戴了帽。所以我一进场就像著名京剧大师在挑起的绣花门帘下亮相那样,给了我一个碰头好,暴风骤雨般的口号声扑面而来,上千个拳头对着我,像火箭炮的炮管似地不断伸缩。我体验到一下子就成了明星的滋味,千夫所指。我好像忽然之间变成了戴着冲天冠的大总统,大家拥挤着、踮着脚尖争先恐后地张望我。他们把我架上台,我以苏秦背剑的姿势站在台上,仰着头。

  狂热的、声嘶力竭的吼叫使每一个音都变了形,我根本听不清。等到我的脑袋挨了一拳,才半猜半蒙地搞明白他们吼的是“低头”二字。我低下头,只能看着自己的脚。

  军代表极为庄严的声音出现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树欲静而风不止。’‘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从他引用的这几条语录就可以预感到我面临的严峻局面,一股寒气从我背后袭来。军代表继续以由于激愤而颤抖的声音说:“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不是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太长了吗?不是有人认为一切牛鬼蛇神都扫光了吗?不是有人认为我们迫击炮打蚊子——小题大做吗?希望这些人在这个活生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上能汲取点教训。桂任中同志!请上台来!”

  军代表对桂任中称同志,并使用请字,引得全场一阵小小的骚动。我看不见,但能想象到:桂任中一定是受宠若惊地两腿发软,很久才走上台。军代表对他说:“向同志们读一下现行反革命分子梁锐写的反革命宣言书!”

  宣言书?如果我手上没带铐子,我会扑过去和他拚命。我什么时候写过反革命宣言书?

  桂任中说话了,抽抽搭搭地说:“同志们!现行反革命分子梁锐同志……不!他不是同志,是敌人!他利用和我铺挨铺的关系,给我写了一封信,企图动摇我对革命的信念,我还没看完就觉得不大对劲儿,赶快上交军代表。现在我给大家念一念这份反革命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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