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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老桂!这些我都懂,可为什么你会从农场搬进城?我不明白,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爷扔馅饼,刚好落在你头上,而你又刚好仰着脸、张着嘴在看月亮?”

  桂任中欣喜地搓着手:“这当然还是得感激毛主席!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咱们可不能用唯心主义观点去观察事物,那样党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自己在毛泽东光辉思想指导下的艰苦改造就全都白费了。我们要从全局看问题,从世界革命的总战略、总方针去认识问题。这绝不是哪个人幸运和不幸运的问题,全都是革命需要,全局需要……”

  “可到底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美国留过学,还有过博士学位吧?”

  “我知道,我听过你的坦白交待至少有五十次。”

  “是的,接受过很长时间的奴化教育,受毒很深,羡慕美国生活方式,一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气,走到哪儿臭到哪儿,烂到哪儿,腐朽没落!顽固不化!如果不是党的耐心教育、改造、挽救……”

  “老桂!我明白!这我都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会……?”

  “在美国,我有很多同学,都混得不错——该死!你看,我的劣根性有多么深!这么说话!这就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叫不错?言下之意就是有汽车、有洋房、有地位、有钱,一句话有名有利!名利是万恶之源。我竟然会说他们都混得不错,反过来说,我混得不好喽!什么叫不好?在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生活,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改造、重新做人,不好么?!好得很!非常好!特别好!特别幸福!物质财富算什么?!精神!革命斗志!这是最可贵的财富。我能够站在中国人的行列里,哪怕是处于被改造的地位,也是无上光荣的,完全应该蔑视他们的汽车、洋房、金钱、名声……等等等等……”

  我不敢打断他的长篇自我批判,只好让他说下去,我干脆也不问他了,管他为什么进城,我闭上了眼睛。他继续向自己开火。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在我身上就充分说明这个教导是非常英明的。我刚才的话就暴露了我骨子里潜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想到这儿,我真是不寒而栗,吃了这么多苦,挨了这么多批斗,写了百万言的思想检查,在是这个样子……难道我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吗?难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真是难如上青天呀!唉!”

  接着,他老泪横流地喃喃自语了很久。我知道他是真诚的。如果我真地打断他,会引起他对我的反感。公共汽车在暖洋洋的太阳光下驰行。我身上的破毛线衣显得有点热了,但我不敢影响他的真诚忏悔,连动也不敢动。我在公共汽车的摇晃中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耳边听见有人在说话。

  “小梁!你不听我说了?”

  我一下被他推醒了,一睁开眼睛差一点没喷笑出来,涕泪满面的老桂把下巴颏搁在我的肩膀上。

  “老桂,别离我太近,我有肺病。”

  “我才不怕哩!一切病菌都传染不上我,一切腐朽思想都能传染我……”

  我不敢搭话,一搭话,他准会有一篇更长的检讨。

  “我有个美国同学,叫托玛斯·艾略特,可不是一九四八年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现代派诗人托玛斯·艾略特,那个诗人在1965年已经死了。我的同学艾略特在美国核物理学界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臭名(他连忙加上“臭名”二字,以示批判,这种批判是一种简化的批判)!他曾经通过基辛格向我国政府提出过一个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名单。当然,这个名单不是全部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小部分他们认为最知名的。我坏就坏在最知名,否则我会稍稍容易改造一点。最近托马斯·艾略特要来访问中国。他的日程里有一个节目,就是要到桂任中博士的寓所拜望两小时。这就把事情搞紧张了。

  我桂任中现在哪有寓所呢?我的寓所就是你的寓所,也是大家的寓所。我们当然对这样的共产主义生活感到很舒适,很温暖,一个美国佬可不这么看。他们如果看到我住在大草棚里,躺在长长的通铺上睡觉,戳着黄牛屁股满山跑,会污蔑我们,说我们残酷压迫知识分子。我们和他们的苦乐观是不同的,相反的。

  内外有别,我们不能让敌人钻我们的空子。为此,组织上给了我一所房子,据说是过去一个法国服装商人盖的私宅,五十年代是东欧一个国家的领事馆。‘文革’开始,修正主义国家的外交官都被赶走了,花园荒了,房顶上长满了草,房间被红卫兵们烧鸡吃熏得漆黑,地板烧穿了好几个洞。现在都修好了,这是特别任务,只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就是花园里的花没法恢复。花鸟鱼虫是有闲阶级的臭玩意!早就消灭光了。还是外事部门的同志有办法,从乡下移了一片苜蓿和几十颗青菜。青菜是绿茵茵的,苜蓿已经有点紫红色的小花蕾了。

  我可以告诉托马斯: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用于革命,用于生产,同时,也很美观。你应该到我家去看看,还给我配了一个‘佣人’。不过,你也别惊讶,这个‘佣人’的任务只在托马斯来的时候开一次门,给我们煮两杯咖啡,送一次点心;在托马斯走的时候,开一次门,再开一次车门,鞠躬告别就完了。去看看我的房子。不!我说错了,是组织上分配给我居住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房子,好吗?”

  “好吧!去开开眼。”

  我和老桂在市中心长途汽车站下了车,我发现他的腿已经完全好了,不了解他的遭遇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断过腿。老桂兴致勃勃地领着我走上一条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法租界的僻静的街道。他在一个很宽大的花园别墅门前按了一下电铃。这座铁门边的大理石方柱上钉着一块“桂寓”的搪瓷牌子。

  这个小小的牌子和我国现行制度和普遍的观念是直接冲突着的。只有为了拍旧时代生活的电影才有可能,而且现在又不拍电影。我惊奇得眼睛珠子都快要从睁得过大的眼眶里掉出来了。一个穿着不知道从哪儿找出的旧时代西崽穿的黑制服的粗壮男子拉开铁门,我猜想他就是老桂的“佣人”。这个“佣人”瞪了老桂一眼:“怎么才来?几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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