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有个女儿国(26)_白桦

二六

　　我为了不变得那么凶狠，尽量不走进大牢房里去。在那里，为了不让人撕碎，随时都要提防，伪装，眼睛一下也不能眨动！太累了！活着为什么这么累呢？每时每刻都有过失在等待着你，为什么要求亿万人都是没有一点过失的人呢？人活着就是为了避免过失吗？没有过失的人还是有血有肉的人吗，什么叫过失呢？如果生活中有那么多过失，也许那就不是什么过失了。那些要求别人没有一点过失的人自己就没有一点过失吗？他们真的像是石膏像那么洁白吗？当然不是！他们像险恶的猎人为野兽在森林里设置陷阱一样，他们把可怜的动物落入陷阱的哀鸣当音乐来享受，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过失吗？等到陷阱布满一切道路的时候，他们自己还能通行无阻吗？唉——！”

　　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像从秋天的森林深处传来的风声，能想象得到，有千万片黄叶在飘落……“我又在为我早就厌倦了的事情动感情了，又让你见笑了！死不改悔的方芸茜！”她冷笑了一下，连连摇着她的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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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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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在蜗壳里轰响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一段发自一个少女肺腑的独白，她和我站在这个小牢房和大牢房之间。我太渺小了，我的感情从未承受过这么美好的负担，我显得如此贫乏。在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和芸茜的哲理的思索面前，我说什么都是多余和愚蠢的。我即使说一夜话也没有她一句话的重量的十分之一。她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从幽谷中流泄出的泉水。

　　泉水浸润着阴暗的林间泥土上自然开放的智慧之花。只有我有幸能看见这些花朵的光亮。我向她靠近，她慢慢把满脸泪水的脸移在我的肩头上，双手抱住我，那么自然。渐渐我的脸上也沾满了她的泪和我的泪。后来，我们又用滚烫的脸把她的泪和我的泪烤干。我感觉到她的柔软的嘴唇包着牙齿轻轻地假咬我的脸和脖颈。她在寻找我的嘴，那么自然，找到了！她贪婪地亲吻我的嘴。我第一次亲吻并第一次知道亲吻原来不只是嘴唇贴着嘴唇，我拙笨地照她的样子复习着。而后比她更贪婪、更炽烈。

　　这时，有一种尖锐的声音像刺刀一样猛地冲进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吓得我们同时互相推开。三秒钟之后才分辨出这是大街上的高音喇叭里的人声：“传达最新最高指示，注意了！革命的同志们！起来，都起来，我们要传达最新最高指示了……”

　　芸茜立即掩上窗户，默默地走到铁床边，慢慢坐下来，我跟着她远离那声音。当我坐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抱住了我。我感觉到她炽热的身子变得冰冷，而且在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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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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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抱着一起倒在那张狭小的铁床上，后来的事情我全部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她并不像我猜想的那样，是一个什么都经历过的小妖精，她还是一个处女。这使我感到失望、沮丧和惶恐不安，尤其是我自己一直不间断地反问自己：这样可以吗？这是合法的吗？这样合适吗？要是有人发现了怎么办？她怎么看我呢？我自己怎么看自己呢？明天我们在晨光下怎么见面呢？无数个问题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我可能尝试到的一切。

　　果然，她自己好像在我面前失落什么，又像是暴露了她的极大的弱点而非常委屈。我们谁也不敢看谁，我只能用眼角的余光惴惴不安地去观察她。当我去洗漱的时候，她默默地为我和她自己做好了早饭，两小碗麦片粥和几片烤面包。地上铺着几张旧报纸，她席地坐在报纸上，我迟疑着不敢坐，因为我知道每一张报纸上都有领袖像和无数条用黑体字显示出的“最高指示”，用屁股去坐和用脚去踩都是亵渎罪。

　　当我看见贴着黑纸的窗户时，才明白我是在蜗牛壳里，谁也看不见，只有她能看见我，我能看见她。我淡淡地笑了一声，坐在她身边。我们小口小口地啃着面包，轻声喝着麦片粥。吃完了，我主动把碗筷收到小厨房里洗涮。等我回到她身边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又在蜗牛壳里扩散开来。她坐在小铁床上，捧着一个为了暖手的玻璃杯，仰望着昼夜都得亮着的灯泡，她已经超然物外，沉浸在音乐里了，眼睛里反射着亮晶晶的灯光。

　　唱片每转一圈，唱针都要跳动一下，出现柴可夫斯基总谱里没有的四分之一拍的杂音和六分之一拍的延缓……

　　我和芸茜生活在一起了，我除了定期戴着大口罩到农场给军代表送一张盖有医院和主治医生印章的诊断证明之外，芸茜绝对禁止我和外界接触，我们把为了生活，必须有的外部交往压缩到最小范围，由她一人去承担。我每一次交给军代表的诊断证明上都写着：“浸润性肺结核，活跃期。”

　　每一次军代表对我都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办法，用一把医用钳子夹着诊断证明书，送到距离眼睛一米远的地方匆匆一过目，就立刻把我打发走了。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要讳疾忌医。既来之，则安之。好好治疗，好好休息，去吧！”当我故意伸出手来和他握别的时候，他没敢把手伸给我，只挥了挥。我很想笑，但我绝对不能笑。他经常用最高指示教育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他自己却那么怕死，肺结核在七十年代根本就不能算是危险的病症了。三十年代的言情小说家才用这种不治之症来制造生死情人的悲剧。

　　“去吧！晚了可没有班车进城了。”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有传染病的病人”。军代表根本顾不得问我在哪里往，有没有什么困难，灵魂深处还闹不闹革命……他的不闻不问倒是在客观上照顾了我。

　　我的这些源源不断的诊断证明书是从哪儿来的呢？在那样恐怖的年代，哪个医院和医生敢于为一个在农场里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逃避劳动承担制造伪证的罪责呢？芸茜告诉我：

　　这些证明都是她从一位目前正走红的主任医师那里要来的。这位医生曾经是芸茜的邻居，就住在她对门那套房子里，现在已经乔迁到著名的红岭新村去了。那个新村所以著名是因为新村里住的都是著名的住户，有新任的部长、局长，有样板戏主要演员，有为新贵们看病有功的医生。这位贾松立医生就是属于后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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