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平议·下|易白沙_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孔子平议·下

　　易白沙

　　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有儒者之学，有九家之学，有域外之学。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各思以学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学，则印度之佛，皙人物质及精神之科学，所以发挥增益吾学术者。三者混成，是为国学。印度、欧洲，土宇虽远，国人一治其学，螟蛉之子，祝其类我，佛教之发扬于中国，已有明征。西土文明，吾方萌动，未来之演进，岂有穷期!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神州国学，规模愈宏。愚所祈祷，固不足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也。

　　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汉武帝以来，二千有余岁，治学术者，除王充、嵇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数君子而外，冠圜履句，多抱孔子万能之思想。谓孔子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见《列子·仲尼篇》)乃与佛教精神相往来；《礼运》言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符于世界未来之文化。此种理论，是否合于事实，非愚所敢武断。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发为预言，遂使远方学术，一一纳诸邹鲁荐绅先生之门，汉武帝复生，亦难从事于斯矣。圣哲之心理虽同，神明之嬗进无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国人正无须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题，以牵引傅会今日学术，徒失儒家之本义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创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诸仲尼之手。沮诵、仓颉，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学说)。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焕发，睿思幽渺，灵耀精光，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备；文字为一切文化之结晶，尤难专功于一人。故西方言希腊、罗马文字者，不详始作之人。中国文字，亦复如是。故学者言文字起原，其说不一：有谓始于庖牺者(许慎《说文解字》序)；有谓始于容成氏、大庭氏者(《庄子》云：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有谓始于无怀氏以前者(《管子·封禅篇》)；有谓始于仓颉者(《鹖冠子》、《吕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则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此言古人作书者众，不过仓颉集其大成，所以独传。人文孟晋，决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创造，归美仓颉，犹且不可，况仓颉二千年后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周秦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于六书。试举许氏《说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说证列于左：

　　王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士孔子曰：推一合十为士。

　　璠孔子曰：美哉璠与，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学胜。

　　羊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

　　貉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

　　乌孔子曰：乌，于呼也。

　　几孔子曰：人在下，故诘诎。

　　犬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狗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六书纲要，在形、声、训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谓尊孔子者，与其奉以创造文字之虚名，无宁扬其精深六书之实德。为政之道，先以正名。郑氏注曰：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文字为一国文明之符号，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于文字之学，知其关系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国并起，文字错乱，实以中国文字，本不统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国有各国之文，学者不便，莫甚于此。其后大儒李斯相秦，统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说。中国文字统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诚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赐矣。

　　古代学术，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仅创造文字不必归功孔子，即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以列国之时言之，孔子之学与诸子之学，门户迥异。读周秦典籍者，类能知之。班固《艺文志》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各家发源不同，学说主张因以绝异。儒家游文于六经，干说诸侯，以此为质；而道家则以六经为先王陈迹，不合当世采用；法家亦谓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必致削亡之祸；墨家则不遵孔子删订之六经，而别立六经。此异于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而道家则曰：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又曰：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法家则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此异于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则以为伊尹无变殷，太公无变周，则汤武不王；管仲无易齐，郭偃无更晋，则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谓古者，皆尝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贵同而贵治(道家以上古之世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说似相矛盾)；保守主义终不能战胜进化主义，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后王。此异于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终追远，厚葬久丧，而墨家则主张三月之丧、三寸之椁；道家则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蝼蚁何亲？乌鸢何疏？皆言薄葬短丧。此异于孔子者四也。儒家乐天顺命，以法自然，此近于道家之无为，而悖于墨家之非命。墨家之言曰：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势；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与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异于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注重农圃。而道家、农家均贵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遥物外，保全廉耻，不为卿相之禄所诱；下可以仰事俯畜，免于饥寒，不为失业之游民。许行且倡君臣并耕，禁仓廪府库以自养，舒其平等伟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垦令，贵耕稼，恶谈说智能。此异于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质，重视形而上之道，贱视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为攻战守备之用；墨家长于制器，手不离规矩，刻木为鸢，飞三日而不集；斫三寸之木，以为车辖，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赖以不坠。此异于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仅举其大者。各家学术，皆有统系，纲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点，何可胜道！庄子所谓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当时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涂，风猋云疾，竞争纷起，应辩相持，故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

　　证以事实，孔子固不得称素王。若论孔子宏愿，则不在素王，而在真王。盖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规模宏远，欲统一当代之学术，更思统一当代之政治。彼之学术，所以运用政治者，无乎不备。几杖之间，以南面事业推许弟子。《说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盐铁论》曰：“七十子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是孔子弟子，上可为天子诸侯，下可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又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此明以文王自任，志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干说七十二君，而不以为卑；应公山弗扰之召，而不嫌其叛。后人处专制时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为素王，或许以王佐，岂非厚诬孔子?孔子以后，有二大儒：一曰孟子，一曰荀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荀子尝自谓德若尧、禹，宜为帝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可见孟、荀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负。列国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钩用。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

　　“〔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志，孟子已言之。令尹子西有见于此，遂沮书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诸空言，且行之事实。如田常篡齐，子贡、宰我颇涉谋乱之嫌疑。《史记·弟子列传》：“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则田常之谋齐，宰我、子贡均为谋主。”《庄子·盗跖篇》言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胠箧篇》言：“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察庄子之言，是孔子亦与闻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俚乱乎卫，阳虎乱乎齐，胇肸以中牟叛，漆雕形残。庄子又言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由诸家所说，子贡、宰我、阳虎、胇肸、漆雕开，皆欲据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学。此处于专制积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汤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称道其仁。儒家用心，较汤武尤苦，而诛残贼、救百姓之绩，为汤武所不逮，以列国之君，罪浮于桀、纣也。墨翟、庄周不明此义，竟以乱党之名词诬孔门师弟，千载以后，遂无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义，湮没不彰。愚诚冒昧，敢为阐发，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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