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夏衍等作家的剧作(4)

夏衍等作家的剧作(4)

　　在这“孤岛”之上，梅岭春一家尽管屡遭打击，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们保持着民族气节，不受敌人威胁利诱，最后决定回家乡跟着抗日游击队去“锻炼，磨炼”。剧本通过周云姑一家以及下层人民颠沛流离的苦难，汉奸孙焕君以及和他勾搭的钱恺之被群众打死与惶惶逃去，表现了人民群众在艰苦环境中抗日情绪的不断增长。剧中这些人物都有现实生活的根据，所反映的一九三九年前后上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是真实而有意义的。情节安排的不够谨严和部分人物性格的不够鲜明，则是剧本的不足。

　　《夜上海》的续集为四幕剧《杏花春雨江南》，主要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岭春一家回到故乡，和当地抗日救国军一起为保护家乡、保护油桐果而斗争的故事。由于作者缺乏这方面的生活经验，更兼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这个剧本的情节基本上是不典型的，而且流露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写于一九四二年的四幕剧《长夜行》，是作者这时期最坚实的一部。剧本主要反映了“孤岛”沦陷前后爱国知识分子与敌伪斗争的情形以及社会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主人公俞味辛和他的爱人任兰多，都是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人生有如黑夜行路，失不得足。”——俞味辛时时以这句话警诫自己，在黑暗重重的环境中坚持下去。无论是生活上的贫病交迫或是政治上的威胁利诱，都未能阻止他们爱国的活动，动摇他们斗争的意志，终于在革命者陈坚的引导下走上更为坚实的道路。

　　此外，剧本还写了卫志成一类小市民的苦恼、抱扎和潦倒，沈春发一类暴发户的冷酷、挥霍和无聊，褚冠球一类过桥名士（汉奸）的卑鄙、无耻和狠毒，韩英一类孤儿寡母的贫穷、愁苦和辛酸。剧中这些人物在当时的上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俞味辛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表现了沦陷区人民不屈服于侵略者压迫的坚强意志，演出时收到良好的效果。

　　《大明英烈传》，是作者一九四一年写成的一部五幕历史剧。剧本以采石矶大战为背景，刻划了刘伯温、苏皎皎、唐力行、秀姑等决心推翻远室、“光复山河”的起义领导者和群众的形象，在宣扬民族意识、鼓动人民反抗侵略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陈白尘当时以擅长讽刺喜剧著称。他很早就写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前后写的《曼陀罗集》、《小魏的江山》、《茶叶棒子》；独幕剧《街头夜景》、《父子兄弟》、《虞姬》和多幕剧《石达开的末路》，受到了较广泛的注意。抗战爆发后，作品更多，独幕剧《未婚夫妻》、《禁止小便》（集于《后方小喜剧》），多幕剧《魔窟》、《乱世男女》、《大地回春》、《结婚进行曲》、《大渡河》等，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乱世男女》（三幕四场），写于一九三九年，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部讽刺剧作。作者以尖锐泼辣的笔触，描写了抗战乍起由南京逃到“大后方”的一群都市“沉渣”的形形色色丑态。有人因此指责作者在散布对抗战的“悲观主义”，“只有‘暴露’”。作者回答说：“‘暴露’，在某一程度内是不该被非议的。讳疾忌医，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而一个夸大的，不知自己短处的民族底命运，只有灭亡！”又说：“由于热爱着光明，而对黑暗痛加鞭挞的，是暴露，专意夸张黑暗去掩盖光明的，是悲观，是投降。我热爱光明！”（注：《〈乱世男女〉自序》，上海杂志公司1946年11月复兴第二版）

　　剧中确乎写到象秦凡那样真心抗战的人物，虽然没有展开他的具体活动，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与那些“沉渣”对比的作用。剧本受到的责难，恰恰表明现实生活中果然存在着这些“沉渣”；对他们的鞭挞，于抗战正是一种推动。如果说剧本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对这些“沉渣”的解剖还不够深刻，只能引起观众的嘲笑和鄙视，却不易使观众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些社会问题的本质和答案。

　　写于一九四〇年的五幕剧《结婚进行曲》，乃是在《未婚夫妻》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它是陈白尘这一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剧本通过女知识青年黄瑛为寻找职业而四处碰壁的遭遇，揭露了国统区社会的腐败。黄瑛不愿做男人的附属品，要做一个经济自主、有独立社会地位的人，为此她走出家门，到处寻找职业。

　　但是，那个社会却根本不给她立足之地，为她准备的“职业”是陷阱和泥坑。她终于只能做一个家庭主妇和母亲，“在苦难生活中打滚”。她的丈夫刘天野，也在生活的重压下颓唐下去，以酒浇愁。这就形象地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为知识青年、特别是女青年所安排的前途。无非是不幸和灾难！剧本前三幕闹剧式的噱头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戏剧冲突所包涵的严肃的社会内容，降低了剧作的社会效果。另外，剧本也未能为这些青年暗示一个挣脱不幸命运的办法，似乎只能无可奈何的忍受下去。

　　同年写成的独幕剧《禁止小便》（后曾改名“等因奉此”），笔锋犀利，富有特色。剧本直接暴露国民党一般行政机关那种浑浑噩噩、腐败不堪的情景。当官的终日享乐，下饭馆、打麻将、捧明星、娶小老婆等不一而足，脑子里装着的唯一公事，就是敷衍上边委员之类的“视察”；高级职员靠裙带关系升官发财，可以整天整月地不来办公；一切苦役则全部压在唯恐敲碎饭碗的下级职员身上。因此，平日在机关里只有几个下级职员虚应故事，他们无精打采地“慢慢儿地做”，一听委员要来“视察”，这才如临大敌，慌乱一团，即如拟一块“禁止小便”的牌子，也会闹得鸡飞狗跳。这些讽刺喜剧在揭露国统区社会面貌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陈白尘的喜剧艺术，后来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有重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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