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夏衍等作家的剧作(3)

夏衍等作家的剧作(3)

　　于是，他从香港逃回后方以后，决定参加“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进行一次“再出发”，等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再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俞实夫的这个觉醒转变过程，表现得实实在在，令人信服。剧中另外两个对俞实夫起到烘托作用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赵安涛和秦正谊，也刻划得比较真实、鲜明。由于戏剧冲突表出得真实、具体、生动，主人公塑造得突出、典型，剧本的主题也就表达得深刻动人。

　　一九四四年底，作者又写成《离离草》，虽然怀着爱国主义激情和“野火烧不尽”的信心，企图表现东北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剧中斗争生活情景“全出臆造”，因此人物性格浮泛，缺乏真切感人的力量。一九四五年春写成的四幕剧《芳草天涯》，作者意在引导知识分子正确处理恋爱纠纷，以集中精力于抗战工作，在冲突安排和表现人物复杂心理方面，也不乏精巧的笔触。但是，剧本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原谅和同情过多，政治倾向不够鲜明，并且把解决这类纠纷的根本途径，放在确立一个抽象的伦理观念上，过分夸大了爱情纠葛的作用的影响。

　　作为一个不断探索和成长的作家，夏衍在创作道路上虽有曲折，有教训，但主流却是健康的，日趋成熟的。从《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细菌》，夏衍的剧作显露出它独特的现实主义的风格。剧本的选材紧密配合当前的现实斗争，洋溢着争取民族解放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揭露眼前黑暗和消极现象的同时，总能够指出些光明、积极的因素，向人们透露未来的曙光。其次，在艺术上它既不同于曹禺剧作那样冲突尖锐剧烈、色彩浓重，也不同于郭沫若的剧作那样诗请洋溢、慷慨激昂；它往往用日常生活中那些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构成冲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素、洗练，以一种素描或淡彩画的笔法来表现严肃的主题，揭示时代的本质，使人感到平易亲切，耐于咀嚼回味。其中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契诃夫和高尔基戏剧影响的痕迹。

　　夏衍的剧作几乎全是写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这主要是由于作者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城市里从事地下工作，对这些人物有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其中的不足，主要如作者自己所说：“在于当作者批评和鞭挞这些旧事象、旧人物和旧性格的时候……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怜惜乃至欣赏了这些弱点”（注：夏衍：《〈夏衍选集〉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抗战前期，宋之的、于伶、陈白尘、丁西林、袁俊、吴祖光、沈浮等，也都是积极从事话剧创作并取得了不同成就的作家。

　　宋之的（1914—1956），这时期写有独幕剧《微尘》、《出征》，多幕剧《自卫队》、《刑》、《鞭》等，鼓动人民投身抗战，暴露“大后方”城镇社会的黑暗，抨击反动势力。写于一九四〇年的五幕剧《鞭》，一名《雾重庆》，是作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剧本主要描写了几个流亡到重庆的大学生的沉沦。这群青年是满怀爱国热情跑到抗战“陪都”来的，但生活的压迫，恶浊社会风气的腐蚀，把他们推向没落：沙大千变成来往港渝之间发国难财的奸商；林卷抒见丈夫堕落极度苦闷，愤而出走，不知所终；老艾倒一心要创作，可贫病潦倒，终于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万世修冒充“活神仙”批命论相，攀附国民党权贵充当帮闲；徐曼（即苔莉）生活无着，还要养活弟弟妹妹，被迫当了交际花……

　　剧本主要通过这群青年的遭遇，描绘出一幅国统区阴冷、污浊的社会图景，不仅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软弱性、动摇性，重要的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政治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此外，剧中还刻划了一个努力上进的知识青年林家棣，虽然由于环境的限制对她所走的道路写得比较模糊，却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与沙大千等的没落相对照的作用，有助于表现主题。赵肃这个人物的设置，可以看到作者开拓剧本反映生活的广度的努力。从袁慕容身上，则形象地表明了作者把沙大千等没落的客观原因，直接归咎于国民党反动政权。

　　在及时揭露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方面，《雾重庆》是当时最早出现的一部成功剧作。沙大千等所经历的矛盾冲突，他们的遭遇，是有现实基础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而且剧本所展示的生活画面比较开阔，时代气息浓重，结构紧凑，错综有致。因此，该剧在重庆等地演出时，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曾引起热烈的反响，收到良好的政治效果。作者由此显示的艺术才能，后来又有进一步发展。

　　于伶（常用笔名尤兢），是抗战初年曾在上海“孤岛”坚持战斗的一位有影响的剧作家。这时期他写下的作品有《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女儿国》、《杏花春雨江南》、《长夜行》和《大明英烈传》等。这些剧作多以上海的现实生活为题材，表现抗战的主题，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罪行的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艰难困苦和反抗斗争。作品的格调清新朴素，表现形式富于变化，人物对话蓄隽永，但有时剪裁不很适当，显得头绪纷繁。

　　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五幕剧《夜上海》，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剧本以梅岭春一家在“八一三”沪战爆发后的活动为线索，比较宽广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人民的苦难和抗日情绪的增长。它“是上海变成‘孤岛’后最现实的一个剧本”（注：于由：《评〈夜上海〉》，载1939年8月12日《大美晚报》第七版）。开明士绅梅岭春带领一家人逃难到上海，饱经忧患，大儿子和大儿媳被日寇打死，女儿萼辉因感激钱恺之帮助她家进入租界而错把终身托付这个纨绔子弟，结果被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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