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4)

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4)

　　曹禺的《雷雨》、《日出》的出现正当左翼戏剧运动蓬勃展开的时期，和左翼戏剧运动起了呼应作用，并且从艺术上弥补了左翼戏剧创作的不足。曹禺在北平的时候，对北平“剧联”的演出作过帮助；《雷雨》最初上演，“左联”成员首先给予支持，并且作了很高的评价。曹禺当时还没有获得工人阶级的立场，正是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作品的成就。作家后来说：“太阳会出来，我知道，但是怎样出来，我却不知道。”（注：《曹禺同志谈剧作》）

　　由于作家苦于不知道“太阳怎样出来”，作品中就往往借助于想象来代替生活的真实，用瞩望和理想来代替已有的光明，虽然这种愿望值得肯定，但有时不免夹杂着一些不完全真实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形象。《雷雨》中的宿命论观点，《原野》中的幻象和神秘气氛，《蜕变》中缺乏现实根据的梁专员，《北京人》中的象征性的“北京人”，——这些构思或形象所存在的程度不同的缺点，都与他当时的思想局限有关。

　　曹禺的作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或一方面，而且反映得十分深刻，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除了他对旧社会的愤恨和熟悉理解外，又取决于他的创作经验和文学修养。曹禺在创作《雷雨》前就曾广泛地接触了欧洲的古典戏剧，他喜欢古希腊悲剧，用心地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也读了易卜生、契诃夫、高尔基、萧伯纳和奥尼尔等人的剧作，后来他还翻译了《柔密欧与幽丽叶》，这些世界名著加深了他的艺术修养。他在少年时代就受过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还相当熟悉北方民间文艺，这从他一九四〇年写的独幕剧《正在想》就可以得到证明。曹禺接触中国的戏曲则更早，老一辈的戏曲表演艺术家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在这前后他也喜欢看名演员演出的“文明新戏”。所有这些既培养了他的艺术欣赏能力，也对他的创作的民族色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曹禺又是一个自己有舞台经验的剧作家，因而他的作品经得起舞台实践的考验。他说“我们要象一个有经验的演员一样，知道每一句台词的作用。没有敏锐的舞台感觉是很难写得出好剧本的。”（注：《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7月号）同时他又认为他自己的戏应该作到为普通的观众所了解，“只有他们才是‘剧场的生命’”。这也表现了曹禺对群众的重视，他和那种主张一个内行人的认识重于一戏院子groundlings的称赞的人完全不同（注：参阅《〈日出〉跋》groundlings指贱价买票、站着看戏的人们）。所以他的作品能够牢牢地抓住人心，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曹禺的作品的出现，标志了“五四”以来话剧创作上的新成就，不只有当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推动了话剧创作水平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在长期的舞台考验中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爱好，一直保持着巨大的魅力，他的《雷雨》、《日出》等优秀作品为现代文学剧本创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巴金、老舍、曹禺，一般被称为民主主义作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起点出发，经过各自不同的道路，摸索前进。革命形势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直接间接的领导和影响，使他们越来越密切地与人民革命的洪流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作品，以主要的篇幅暴露诅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黑暗和罪恶，同时也严肃地探索着人民解放的途径。这些作品以其在艺术上刻苦认真所获得的优秀成就，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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