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

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1)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原籍湖北潜江。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有很大成就和广泛影响的剧作家。一九三四年发表四幕剧《雷雨》，一九三六年又写成《日出》，这两个剧本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腐烂与罪恶。作者以卓越的艺术才能深刻地描绘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图景，对于走向没落和死亡的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四幕剧《雷雨》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两个舞台背景（周家的客厅，鲁家的住房）内集中地表现出两个家庭和它们的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出了那种不合理的关系所造成的罪恶和悲剧。它写的主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周家，同时又写了直接受到掠夺和侮辱的鲁家。《雷雨》中主要人物的结局有的死，有的逃，有的变成了疯子。

　　剧本的这种强烈的悲剧性不只深刻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和他们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而且引导观众和读者不得不追溯形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这正是《雷雨》这一名剧深刻的思想意义之所在。剧中的人物不多，但作家对主要人物形象都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和富有性格特征的对话，作了深刻的心理描绘，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每一个人物都显示了他的作为社会人的丰富内容，以各自的遭遇和命运激动着人们的心弦。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都市里，资产阶级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气息，周朴园正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他既是尊崇旧道德的资本家，又是在外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鲁贵是一个不识羞耻、趋炎附势的奴才，在他和周朴园这两个人物身上，作家所投射的憎恨是极为鲜明的。性格更为复杂和矛盾的一个人物是繁漪，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显示了曹禺优异的艺术才能。

　　繁漪是一个“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作家曾说：“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注：《〈雷雨〉序》）。作者用力刻划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对周家庸俗单调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对阴沉的气氛感到烦闷，对精神束缚感到痛苦，她要求挣脱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她也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剧本又使她在难以抗拒的环境中走向变态的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悲剧的意义于是就更加深刻和突出。

　　作家曾说：“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乘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现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注：《〈雷雨〉序》）强调形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同情象繁漪这样人物的内心苦闷，当然都是应该的，但说她的一切是“值得赞美的”，她的心灵是美丽的，则表现了作家在着重控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于人的摧残和损害的同时，对这些人自身的弱点缺乏批判，并且给予了过多的同情。

　　对繁漪是如此，对周萍也是如此，象周萍这样一个具有苍白空虚的懦弱性格、一切都打着他那个家庭出身的烙印的人，作者在他的结局的处理上，显然表现了不应有的同情。周冲的年纪尚小，他生活在飘渺的憧憬和梦幻里，对现实缺乏深切的理解。这个年青人最后的惨死，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一切美好愿望的对立，同时还暴露了这个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

　　除了精神上、物质上都依附于周家的鲁贵以外，鲁家其余的三个人物都是属于社会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鲁妈和自己的女儿四凤的几乎相同的经历，深刻地说明了在那个社会里这些平凡善良的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虽然鲁妈对有钱人怀着仇恨和警惕，但仍旧无法阻止女儿走上她所恐惧的道路。

　　四凤对社会现实是无知的，鲁妈和四凤是那样纯朴，容易受骗，因而她们母女的遭遇与繁漪、周萍不同，就更强烈地引起了人们的同情。鲁大海这个人物虽然写得还不够丰满，但作家对他赋予了很大的热情，这是体现作家社会理想的形象。他粗犷，有力，最后《雷雨》中的那些人都毁灭了，他却走向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鲁大海的出现给作品的阴郁气氛带来了明朗与希望。

　　由于作家主观上对产生这些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当时还缺乏科学的理解，把悲剧的原因解释为“自然的法则”，认为“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注：《〈雷雨〉序》）这种思想认识影响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程度，并且带来一些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弱点。

　　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未删之前，这种影响更为明显。例如以性爱与血缘的伦常纠葛来展开戏剧情节的处理，不只有艺术上使人感到塑造的刀痕，甚至如作者所说“有些太象戏了”（注：《〈日出〉跋》），而且也反映了当时作家对支配人类悲剧的力量的认识上的模糊不清。但由于遭遇对他所写的生活非常熟悉，爱憎分明，剧中人物的真实刻划，读者或观众仍然可以从中看到这一悲剧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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