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2)

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2)

　　当时文艺领域内“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注：《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在思想感情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和无产阶级存在着距离。鲁迅认为：“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

　　他还从外国文学史上列举具有体的事实，证明作家的思想感情倘不转变，即使他同情工农群众，反对资产阶级，他的作品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相反地，“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注：《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从理论逻辑上说，强调世界观的作用正是确认文艺有阶级性的必然的结果，但也由于鲁迅本人对当时革命文学队伍的成员有着清楚的了解。在革命作家中，似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象他那样深切地感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带给革命的危害性。

　　鲁迅劝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克服思想上的弱点，一方面“致力于社会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另一方面抛弃一切空洞的幻想，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和《上海文艺之一瞥》里，反复地申说了这一主张。他反对“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指出革命是“现实的事”，“建设”更是“麻烦的工作”，诗人或文学家决不能自视特殊，以为“高于一切人”。小资产阶级就其阶级性质来说是不稳定的，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提出了严格的批判，而归结论于：“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和当时一部分人的认识不同，鲁迅还指出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和艰苦的过程。在翻译苏联’同路人”和革命者作品的时候，他曾有过这样的体会：“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注：《一天的工作》中译本《前记》）

　　鲁迅从苏联创作中得到的这一印象，进一步形成了他对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深刻的观点。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他既强调了思想改造必须坚决彻底，指出：“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又说明了思想改造应当持续不断，他说：“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吗？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革命文学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锻炼自己的队伍。作家深入实际斗争，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在鲁迅看来，这是文艺与革命关系的轴心，也是改变中国现代文学面貌迫切的任务和重要的条件。

　　文学直接描写生活。作家深入实际斗争不但是思想改造的途径，同时也是艺术创作的依据。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鲁迅的文艺思想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的土壤，他确认生活是创作的根源，要求作家“正视现社会”（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使自己的作品充实起来。他说：“据我的意见，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从’，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艺术的力量决定于它楔入现实的深度，要求一篇作品能够动人，便连具体的细节，也应该是生活的闪光。鲁迅称颂法捷耶夫的《毁灭》，认为“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注：《毁灭》中译本《后记》）。真实是艺术作品必要的条件，只有真实才能唤起人们的经验，从而同作者的感受产生共鸣。艺术的真实来自生活的真实，鲁迅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但他同时认为：艺术的真实又不同于生活的真实。以绘画而论，“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注：《且介亭杂文·连环图画琐谈》）一个作者如果“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这就违背了艺术的法则，必将自陷于支绌和失败，因为“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注：《三闲集·怎么写》）。

　　鲁迅对这一命题的答复是非常精辟的，在《什么是“讽刺”？》中，他着重地指出：艺术创作描写的“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在给人的信里，对此曾有更详细的发挥，他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象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注：致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鲁迅书信集》上卷第465页）这段话说明：艺术不可能没有虚构，然而艺术的虚构必须有现实的基础，这就是概括，它不是为了篡改或者歪曲现实，恰恰相反，而是为了更加真实地深入现实，写出它发展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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