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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3)


  在革命斗争中,鲁迅一面紧张探索,一面英勇战斗,由于逐渐深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规律,日益强烈的感受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鲁迅终于克服思想中的偏颇,成为共产主义者。“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这是瞿秋白给鲁迅的思想道路所作的著名的概括。

  《序言》把鲁迅放到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运动变迁和文学队伍不断分化的历史洪流中分析评价。这样,不仅具体地论证了鲁迅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历史地位、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战线上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深刻地阐述了文学运动中一些有关的事件。瞿秋白着重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的经验,他一方面肯定这次论争推动“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一部分革命作家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序言》的最后部分,具体的分析了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等主要特点,指出它们都是鲁迅从长期斗争的痛苦经验和深刻观察中得出来的宝贵的战斗传统,并且号召革命作家向鲁迅学习,和鲁迅一同前进。

  这些分析有力地驳斥了各式反动文人对于鲁迅杂感的嘲讽,也帮助革命文学队伍正确认识鲁迅。更重要的是,由于对鲁迅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理解,瞿秋白又是始终密切地联系整个现代文学运动的进程来分析的,因此,《序言》的意义远远地超越了给鲁迅个人作出正确评价的范围,涉及到革命文学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篇论文,尽管某些论点还有说得不够确切之处,所选文章基本上限于一九三一年以前之作,对鲁迅晚年思想上更成熟、艺术上更绚烂的杂文未能具体论述,因而整个评价也无法全面深入,但论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他自己原先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错误评价,实际上也有所纠正。这是瞿秋白的文学论著中极为重要的一篇。

  在另外一些文艺批评中,瞿秋白针对当时的革命作家队伍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事实,着重分析和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特点。他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不定的特性,“可以转变过来又转变过去”(注:《谈谈〈三人行〉》,《现代》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1日);他们可以成为“真正肯替群众服务的分子”(注:《红萝卜》,《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但如果“没有群众的锻炼,没有普洛的领导,这种路数的‘人物’,会突然间的堕落,绝望……叛变”(注:《满洲的“毁灭”》,《十字街头》第3期,1932年1月5日)。他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喜欢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美化自己以至于歪曲现实的通病,从而说明革命作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意义。

  在强调文艺作品的战斗性和教育意义的同时,瞿秋白也反对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变成一些“公律”,“机械的表演在文艺的形象里”。他认为这种“庸俗的简单化”方式,不仅是艺术上的“失败”,而且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教育作用(注:参见《画狗罢》(《瞿秋白文集》第1册,第258页)和《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870、871页)》)

  这些意见切中当时不少作品的弊病。不过,瞿秋白的这些文艺批评,也带有无产阶级文学开拓时期一些共同的弱点:他看出了作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性,但对作家如何通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生活来改造思想,认识仍有不足;他强调了作家的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但还不能圆满地说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复杂关系;他要求作品真实地反映生活,但他提出的却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尽管这样,他的文艺论著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理论的重要的建树。

  瞿秋白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另一重在贡献,是他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少文艺论著。他先后翻译了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爱伦斯德的信,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象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H.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以及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艺论文。同时又根据苏联公谟学院(注:即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中的材料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等文。在这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的翻译工作,但做得比较系统而且取得很大成绩的,则始于瞿秋白。

  他在为这些编译的材料所写的后记和说明中,在正面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时,常常联系着国内一些资产阶级文人的“文艺自由”论、“第二国际”否认作家世界观指导创作的作用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加以批驳。他翻译的内容大多切合革命文学运动的迫切需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他的译文忠实流畅,“信而且达”(注:《绍介〈海上述林〉上卷》,《鲁迅全集》第7卷第778页)。鲁迅后来将他译述和编写的文章收入《海上述林》。瞿秋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的理论活动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

  “左联”后期,随着革命文学创作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译介,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以创作方法问题为中心,包括诸如反映生活的真实、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艺术规律问题,已日益引起革命作家的注意,成为理论工作的主要课题。报刊上出现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塑造典型形象等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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