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瞿秋白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瞿秋白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1)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发起和展开的。它的兴起，标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比较广泛、比较系统地传播的开始；它的发展，始终是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的扩大和深入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从一开始就提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创造社从一九二八年初起，以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两大任务，《文化批判》发刊时，引用了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注：《怎么办？》，此处引文据《列宁全集》中译本第5卷；当时的译文与此略有不同），并把介绍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称为“一种伟大的启蒙”。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过程中，他们首先注意的是理论工作。经过一九二八年的论争，革命作家普遍意识到自己理论修养之不足，更觉得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必要，由此促进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书籍的大量翻译和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起，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开始印行，内收苏联和日本的革命文学论文。

　　翌年春起，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也陆续出版（注：当时出版预告中，这套丛书共计十四册，但实际只出版了八册），鲁迅为这套丛书翻译了苏联的《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冯雪峰翻译了《文学评论》（梅林）、《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卢那察尔斯基）、《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社会的作家论》（伏洛夫斯基）等书。鲁迅以后又单独译出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瞿秋白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论著。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东京“左联”分盟成员编译出版“文艺理论丛书”，内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高尔基等人的文艺论文，郭沫若为丛书翻译了从马恩合著《神圣家族》中节选出来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相继翻译出版了为数更多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和观点的单篇论文、单本著作、从这一工作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是由开始的主要翻译苏联、日本等国作家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文，逐步进到着重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除此以外，沈端先、林柏修、冯宪章、任白戈、张香山等，也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这个曾被鲁迅比作普洛米修斯盗火种给人类和运送军火给起义奴隶的工作，从理论上武装了革命作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走上“正确，前进的路”（注：《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和翻译介绍同时，革命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析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在对各种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他们阐述了文艺的阶级性、革命文艺应该自觉地为革命政治服务等原理，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他们努力探索文艺为劳动群众服务的道路和具体措施；此外，还对诸如创作理论、文学历史、作家作品进行了讨论研究。这些工作，都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界广为传播，逐步深入人心。

　　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机构，并以“中国无产阶级作品及理论的发展之检讨”、“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检讨”等课题为其主要工作内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以后的第一批作品陆续出现，在获得最初成绩的同时，作家思想意识上及创作方法方面的各种弱点也在这些作品中有相当突出的暴露。因此，有关的评论一方面肯定这些作品的新题材、新主题，另一方面也对它们的某些不良倾向，诸如“革命的浪漫谛克”、“感伤主义”以及对于革命所采取的客观主义“观照”态度，缺少斗争气氛等，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批评（注：可参阅钱杏村的《安特列夫与阿志巴绥夫倾向的克服》（《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和瞿秋白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华汉著《地泉》序）两文。他们文中的“革命的浪漫谛克”一词，系指小资产阶级对现实的空想和革命狂热性等，与今天所用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一词含义不同）。

　　这项工作在一九二九年即已开始，“左联”成立后更有所开展。钱杏村是初期最活跃的批评家，他及时地写了不少批评文章。华汉（阳翰笙）对蒋光赤《冲出云围的月亮》和《丽莎的哀怨》的批评（注：《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拓荒者》第1卷4、5期合刊，1930年5月），指出这两部曾经一度为人称誉的作品思想倾向上的严重缺陷，引起文艺界比较广泛的注意。这些评论，涉及到革命作家必须努力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大问题，有鲜明的战斗气势，不足的是理论上探讨不够，没有深入分析缺点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根源，也未能指出克服缺点的正确途径。

　　理论工作者在批评文学创作上不良倾向的同时，也对“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背景、创作倾向等作了探讨。这个问题，早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之初，作为对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追溯，曾经接触过。这时则是试图作出全面、系统的历史评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作过专题讨论，《文艺讲座》也发表过研究论文，着重地批判了“五四”时期创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现代中国文学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由于当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理解，把“五四”文学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作了过多的否定。类似的提法，此后还继续了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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