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

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1)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几次文艺论战中的接连胜利，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入传播，使革命文学的反对派改变策略，由公开的反对攻讦转为隐蔽的也是更为阴险的破坏。对此，革命作家是有所警惕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虽有王明“左”倾路线的明显影响，但也大体正确地指出：“在敌人的文艺领域，不仅只注意到民族主义文学和新月派等就够，还必须注意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反动的现象和集团，也必须注意到那在各种遮掩下——‘左’或灰色遮掩下的反动性和阴谋性。”（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此后不久，果然出现了自称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胡秋原、苏汶（杜衡）之流发动的新的攻击。这些人和“左联”有过交往，有的曾是“左联”成员；苏汶译过苏联文艺创作和论著，胡秋原一再声称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是从朴列汗诺夫（普列汉诺夫——引者）……出发，研究文艺的人”，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作为自己文章的副题；他们甚至声明并不否认文艺的阶级性，而只是作为“自由的智识阶级”和“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的代表，向革命作家要求“文艺自由”。他们用这些来遮掩自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不满和破坏。所以，由此引起的斗争，比以前几次要隐蔽和复杂得多。

　　一九三一年底，《文化评论》（和胡秋原等有关的一个刊物）创刊号的社评《真理之檄》表示：“文化界之混沌与乌烟瘴气，再也没有如今日之甚了。”因此他们这群’自由的智识阶级”决心担负起思想批判的天职。他们还标榜自己“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和信心”。话中已经向左翼文化运动放了几支暗箭。

　　胡秋原在同一期发表《阿狗文艺论》，叫嚷“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不久，他又写了《勿侵略文艺》，扬言艺术只能表现生活，不能对生活发生任何作用，“艺术不是宣传”，让政治主张“破坏”艺术“是使人烦厌的”，并反对“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这些话表面上装成是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国民党改组派文人的“民主文艺”而发，但这两者原是反动政客玩弄的把戏，在文艺界没有任何影响。他指桑骂槐，矛头所指，分明是对着当时已成为中国“唯一的文艺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紧接着，胡秋原又写了《钱杏村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扯下原先的面具，借清算钱杏村理论为名，肆意谩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以《文艺新闻》为阵地，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给予回击。由瞿秋白执笔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注：《文艺新闻》第56号，1932年5月23日，发表时未署名），揭露他们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着重批判胡秋原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反动实质，指出他的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由”论调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服务。

　　洛扬（冯雪峰）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里，揭露了胡秋原“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场，公开地向普洛文学运动进攻”的“真面目”，指出当时胡秋原的“反对普洛革命文学已经比民族主义文学者站在更‘前锋’了。对于他及其一派，现在非加紧暴露和斗争不可”。在这种变幻着的新的形势下，文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新的斗争。

　　当革命作家开始反击胡秋原的论点时，苏汶以代表“作者之群”的“第三种人”自居，出来为后者声援。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诬蔑辩证法就是“变卦”，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真理；左翼文坛根本不要文学，在他们的“霸占”下，“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

　　当这些攻击遭到驳斥，他又写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把革命的政治和艺术的真实对立起来，认为“以纯政治的立场来指导文学，是会损坏了文学的对真实的把握的”，“艺术家是宁愿为着真实而牺牲正确的”，以此反对政治对于文学的“干涉”。他还危言耸听地硬说革命作家把“所有和他们自己不大相同的人都错认为资产阶级的辩护人”，剥夺了他们“创造即使不能严格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至少也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一种作品的自由”。

　　他恶意地断言，“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我觉得是认友为敌”，硬给革命作家栽上迫使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敢动笔”的罪名。苏汶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竭尽歪曲诬蔑之能事，对左翼作家和非左翼作家的关系大施挑拨离间的伎俩。他和胡秋原一唱一和，证明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确然是一丘之貉。

　　胡秋原、苏汶的这些言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对于为数不少的作家具有相当大的欺骗作用，因此危害就更大，批判也更为必要。本来，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文学，就是受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客观上总在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在斗争激烈、阶级阵营分明的文艺领域里，并不存在着什么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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