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4)

对“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4)

　　鲁迅和瞿秋白都以黄震遐的“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实际描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中的一段描写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瞿秋白指出“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民族主义的文学家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中国民众当做被征服的殖民地人民看待（注：《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鲁迅也指出：“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放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鲁迅强调说：仅以这一节为例，也足以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瞿秋白和鲁迅还分析了黄震遐的剧诗《黄人之血》和万国安的小说《国门之战》，揭露它们进行反苏反共、媚日求降的宣传。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地蚕食中国领土，所谓“民族主义”者不仅不起来反对外来侵略，却坚持反革命内战，并且希望同侵略者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这正如瞿秋白所说：“文艺上的所谓民族主义”，“只是绅商阶级的国家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表现，企图制造捍卫帝国主义统治的所谓‘民族’的‘无上命令’，企图制造服从绅商的奴才性的‘潜意识’，企图制造甘心替阶级仇敌当炮灰的‘情绪’——劳动者安心自相残杀的杀气腾腾的‘情绪’。”（注：《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鲁迅痛斥这是在给自己的民族“尽些送丧的任务”（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这些，就是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实质，也就是他们被革命作家揭露出来示众的真实面目：毋需多少理论上的批驳，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原是国民党反动派意识到“‘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注：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英文《现代中国》月刊第1卷第5期，原文后收《且介亭杂文》）以后，为配合其政治上各种法西斯的迫害手段，而指令文艺走卒玩弄的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把戏。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包含着民族主义的要求，这是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的。然而这个由国民党反动派直接策划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也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借用了一些词句，却并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运动，更和民族主义或人民大众的利益全不相干。

　　他们不仅仇恨并力图扑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且毫不掩饰自己把工农大众视为“异族”，却把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当作镇压革命人民的“同类”和进攻社会主义苏联的“前驱”的立场。他们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偏要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招摇过市。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在革命作家严正有力的驳斥和揭露面前，他们连招架还手的能力也没有。

　　鲁迅说过：这些人“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只能令人掩鼻和唾弃。所以他们此后虽然依仗着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断断续续在各地出些书刊，却更没有人理睬。其成员，有的继续领取津贴，弃“文”就“武”；有的从此走散，销声匿迹：终于穷途末路，名存实亡。在这场斗争中，革命作家很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战斗威力。至于有些文章更多地着眼于揭露对方希冀日本借中国的东北作为跳板去进攻苏联的罪恶企图，而没有着重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戳穿他们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充当亡国奴的汉奸面目，则反映出“左”倾路线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局势和斗争任务的错误估计，以及这种估计所产生的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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