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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〇


  韩云程见余静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心里有些胆怯。那眼光好像可以洞察幽微,仿佛啥事体也蒙混不过。她的眼睛从来没有这样明亮过,今天一直看到他内心的秘密。他再也不能隐瞒下去,看上去,今天非讲出来不可了。特别是最后那句话,简直是对他讲的。“这一点不必顾虑,”还有比这再明确的话吗!他的脖子红了,耳朵有点儿发烧,准备干脆和盘托出,但嘴上却说:“余静同志说的对,我也认为不必顾虑,党和工会总是帮助每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主要靠自己。自己有了觉悟,党和工会才好帮助他。

  “是呀,靠自己。”

  “要是大家都像韩工程师这样认识问题,事体就好办了。”余静昨天晚上见试验室里有很多人,韩云程又不打算谈,没有深问下去。她和杨健商量:准备今天约好韩云程,下班以后谈一谈。不料在车间大门那里碰上,看他行色仓皇,便抓住机会约到俱乐部来谈。果然韩云程提了上面那些问题,恰是火候,不能放过。她说,“你有事找党支部,现在可以谈。”

  他没有啧声。他暗中瞟了一下俱乐部办公室的门,屋子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余静一个人,现在是再理想不过的时刻。

  她察觉他顾虑的眼光,便说:“不要紧,有话,你说好了。现在没有人来。”

  “哦。”他说不下去,他问自己:余静怎么知道他的心事呢?他暗自考虑她的话:“现在没有人来”,断定余静知道他的事。工人们说的好:国民党把人拉到泥坑里,越陷越深;共产党把人从泥坑里拉出来,洗洗清爽,重新作人。他低声地说:“余静同志,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你可不可以给我保守秘密?”

  “可以。”

  “不告诉任何人。”

  “行。”

  “那你答应我了。”

  “你说吧。”她觉得他忽然变成小孩子似的,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说,“我答应你。”

  箭在弦上,话在嘴边。他不能不说了,可是这桩事体怎么好开口呢?党和工会待他那么好,他把这事隐瞒了这么久,怎么对得起党和工会?他没有这个脸开口。但现在不说,更不对了。他两眼发酸,泪光模糊,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我做了对不起党和工会的事……”

  讲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眼泪簌簌落下,一直流到他深蓝色的人民装上。

  余静悄悄的注视着他。等他呜呜地哭了一阵,她低声地说:“不管做了啥错事,只要讲出来,改正错误就好了。”

  “我做了这件事,没有脸见人……”说着说着,他又嘤嘤地哭泣了。

  余静等他说下去。他情绪很乱,像是一堆紊乱的麻,找不到一个头,不知道从何说起。一提到这件事,他忍不住要哭。在重要关头,总是她挽救自己,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余静见他哭哭啼啼,快上班了,就说:“下班以后再谈也可以。”

  他觉得对不起余静,在她面前难于启齿,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可是也只有在她面前,自己才愿意谈这件事。他想了一个办法,说:“我写给你,好不好?”

  “也好。”

  当天回到家里,等家里的人都睡了,弄堂里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消逝了,他才提起笔来。单是开头,他就写了七遍,别的更不用说了。改了又涂,涂了又改,比他写大学的毕业论文还要艰难十倍光景。他生平头一遭儿遇到这样难作的文章。好容易写好了,他在灯下仔细地再三斟酌每一个字,然后又用毛笔楷书端端正正抄了一遍。他把报告装进信封,放在口袋里,才安心躺到床上去睡。

  第二天下班,在俱乐部的办公室里,他又见到了余静。按照他的要求,屋子里没有别的人。他一进去,就把门关好,生怕有人闯了进来。他坐到余静对面的木板凳上,伸手到口袋里,拿出写好的那封信。那上面写着:呈交党支部余静同志亲启;左上角另外有两个字:绝密,旁边画了四个圈。他双手把信封捧到她面前,忸怩地说:“就是这个,你看吧。”

  他的头慢慢低了下去。她接过那封信,仔细看了,字迹端正,一笔不苟,可见得写的十分认真。她抽出里面的报告来看:

  余静同志:

  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在我们厂里展开了。听了杨部长和你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每一个有包袱的人都应该在这次运动中放下,不然越背越重,最后对自己不利。

  现在,我想向你报告我自己的事——我恳求你给我绝对保密,否则,厂里的人知道我的事,我就无脸在厂里工作下去了。这一点,请你务必注意。

  我也有一个包袱。过去,我不认识它是一个包袱,以为这是个人的私事。所以反动党团登记时,我没有告诉你。这次运动开始,我想这也许是个包袱,但是一个“滑稽”包袱,已经过去的事,谈它做啥哩!

  听了大家诉苦,我日日夜夜想到我自己的事,虽然是一个“滑稽”包袱,也应该向你交代。我不应该失去组织上再一次给我的机会。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即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参加了国民党。你知道,我对政治和政党没有兴趣。但我为啥要参加呢?因为那辰光,不是国民党员,我这个工程师的饭碗就保不住。为了生活,我不得已才参加的。起初以为参加,不做事,不卷入政党的纠纷,对我工程技术工作也没有妨碍的。谁知参加以后,每半个月要开一次会,我心里就有点不安。不久,又要我注意厂里和里弄有没有共产党,这使我思想模糊了。我想起了古人说的“君子不党”那句话。我不幸卷入了政党纠纷的漩涡。当时,我真想退出国民党,可是失业的危险又在威胁我。我徘徊在十字路口。我希望和谈成功,两党合作,我们学技术的人不再卷入政党的纠纷中,好给国家多做点事。

  和谈破裂,内战的炮声响了。我在上海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政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很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党员,人民受这些灾难,我感到也有一份责任。

  上海解放,使我对国民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是误国误民的反动派。而共产党为国为民的高尚精神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此,我怕人在我面前提到国民党,我也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提到我和国民党有啥关系。我是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厂里没有人知道我的。所以,反动党团登记的辰光,我没有勇气去办登记手续。理由是自己决定不再和国民党有关系就好了。我私下断绝了这个关系,实际上是背着沉重的臭包袱过日子,一天到晚都提心吊胆。

  五反运动中,大家欢迎我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给了我很大荣誉,又吸收我当工会会员,更增加了内疚。我曾经想把这件事告诉你,又怕讲出来会断送自己的前途。

  通过这次民主改革,听谭招弟和汤阿英她们吐苦水,挖苦根,放下包袱,想到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人民所受的灾难,自己也不能幸免,全亏共产党和解放军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上海,不然,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呢,做了他们的帮凶。应该说,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这次,我认识了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但要交代自己问题,放下包袱,控诉反动派,还要批评自己,重新做人。

  从此以后,我坚决与反动派一刀两断,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

  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挽救。

  最后,再一次请求不要把我的事告诉旁人。

  此致

  敬礼

  韩云程上

  “你的报告很好。”余静看完了,说。

  他一直低着头,不敢抬起来。担心余静看了,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怎么样。

  他不敢往下想。但是把报告交给了余静,心里反而安定了,一切问题交给余静去处理吧。在静悄悄中,忽然听了余静这句赞扬的话,他猛的抬起头来,望着她,许久说不出话来。她站起来,走过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一定给你保密。”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股热泪簌簌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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