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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五


  “那你就在旁边听,少开口!”

  汤阿贵嘟着嘴把上衣扣子一个个扣起。

  汤阿英怕爹说个不完,更担心他说豁了边,把一些不该说的事体也说出来,想打断爹的话,又怕爹发脾气,幸亏张学海插上来说:“朱老虎的老婆和她儿子呢?”

  “他们么,你说巧不巧,分配住在我们房子里,管制劳动。”

  在汤富海原先住的房子里,朱筱堂已经躺到靠墙的木板床上,准备睡觉了。他母亲坐在煤油灯下,正在给他补裤子。一眨眼的工夫,他发出酣适的鼾声。她一边补着,一边叫道:“筱堂,哪能又睡着哪?”

  他蒙蒙眬眬地忽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大吃一惊,迅速地坐了起来,傻头傻脑地向阴暗的小屋子看来看去。她回过头去,看他这般神情,诧异地问:“你找啥?”

  “好像有人叫我,我以为出了啥事体。”他自从父亲被捕处死以后,总担心自己也会发生意外,有谁敲一下门,或者门外有人走快一点,他身上都惊慌地渗出冷汗来。

  “傻孩子,是我叫你。”

  “吓了我一跳。”他抹去额角的汗珠。

  “你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劳动一天,浑身筋骨酸痛,就想睡觉。”

  “你啥辰光受过这个罪?饭来张嘴,衣来伸手,还要说好说歹,挑肥拣瘦。”她叹息了一声,又说,“别讲你啦,就说你祖先,哪一辈子人也没有吃过这苦头,只怪你命不好,早出世不会受这个罪,晚出世也不会受这个罪……”

  他揉一揉眼睛,仔细想一想母亲这一番责备里充满了爱护和关怀的话,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不能说我的命不好。——哪一家地主的儿子不劳动?农民都劳动哩!”

  “这,也对。”她改口说,“农民劳动那是命里注定的。他们是贱胚,该吃苦的。不是这些泥腿子,你爹也不至于……”“死”字没有说出来,她热泪从眼眶里流出来了。一会,她拭去泪水,悄悄地站了起来,走到儿子的床边,咬牙切齿地责问他:“你爹死了多少天了?”她再三叮咛儿子一辈也不要忘记这一天。她自己每天暗中计算朱暮堂死去的天数。每隔一些日子,她总要问儿子。

  他这一阵子在地里干活,弄得筋疲力尽,啥也没有想,老是惦念怎样才可以偷点懒,不出工,保养身体。有次装病,叫人发觉了,他只好勉强上地里去。他默默计算了一下,没有把握地说:“四百二十天?”

  她见儿子回答不对,冷冷地说:“你再想想看?”

  他皱起眉头,凝神一想,更正说:“四百二十五天?”

  “这才对啊。你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听那些泥腿子指挥下地劳动,不给你爹报仇了吗?”

  “啥人讲的?”他睁大了眼睛,辩解地说,“现在我们只好对共产党低头,忍痛一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表面上听那些泥腿子的话,心里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报仇啊!”

  “你天天下地做活,就算是给你爹报仇了吗?”她的兄弟也是恶霸地主,作恶多端,谋害了好几条人命,比朱暮堂的罪恶还大,同样给镇压了。她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着刻骨的仇恨。解放后,人们看不到她脸上一丝微笑,听不到她一点笑声,老是阴沉着脸,阴谋害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像汤富海那样揭露朱暮堂罪恶的积极分子,更是她眼中钉。她以为没有这些人,上头不会知道,丈夫不会丧命的。

  “我没有这么说,”他急得脸发红。煤油灯光虽然不大亮,但娘隐隐约约看见他焦急的神情。他说,“下地干活,不是你劝我去的吗?”

  他开头确实不愿去,怕身子吃不消。村里分了一份土地给他,要本人劳动,不准雇工。他也雇不起工了。娘考虑到不应付应付不行,就劝他去,同时也借这个机会了解了解村里的情形,找到适当的时机,好下手。她说:“是我叫你去的。你不去,那些穷泥腿子不答应。晓得啵?

  我没叫你拼命干活,你不会磨洋工吗?”

  “别人劳动,比我还起劲哩!”他说,“干部不在的辰光,我就尽量偷懒。”

  “你就这样劳动一辈子吗?”

  “谁愿意吃这苦头。”

  “不会想想办法吗?”她想起过去谣传蒋介石要回来过八月中秋,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村里也没人谈起了。他们母子俩搬到这个小屋子里来,如同关在瓮里,外边啥事体也不知道。她说,“最近听到啥消息吗?”

  他皱起眉头,望着黑乌乌的屋顶,仔细在记忆里搜索,半晌,啥也没有想起,失望地说:“啥消息也没听到。”

  “见了人不会打听打听吗?”

  “找谁打听?”他悲哀地叹息了一声,说,“天下变了,不比从前了,啥人见地主打招呼?”

  “奚福何贵他们呢?”

  “他们分了地,劳动好,工作积极,参加了农会,现在又是互助组的组员了,见了我,头抬的高高的,眼睛也不霎一下。”

  “苏账房呢?”

  “好久没有见到了,”他回想上次啥辰光见到的,过了一会,说,“哦,想起来了,有三个礼拜了,我和大家从地里回到村子里来,看见一个人,背影好像是他,一闪,就不见了。

  他怕见到我。”

  “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她咬着下嘴唇,仿佛要咬苏沛霖这些人一口,说,“我们养活他们一辈子,有吃有穿。这会我们背时了,就理也不理了,连夜里也不来报个信了,真没心肝!不说来看看我们,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一个,说的过去吗?”

  “地主变成臭狗屎了,谁也不愿意沾边。我进进出出,心里真不好受……”他说到后来,声音有点喑哑,感到无限的孤独和凄凉,话也说不下去了。

  “你别伤心,孩子,我们不会倒霉一辈子,苦尽甜来,总有一天,我们也要翻身的。”

  “那当然。共产党在中国占不长的。共产党一下台,地主阶级就自由了,可以享福了。”他给母亲几句话说得兴奋起来,那个在心上常常浮现的梦想又出现了。他们声音压得很低,忧虑地说,“就是在乡下太闷人了,啥消息也听不到。报纸上尽登他们的话,那边的情况一点也不晓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是打起来,我们就可以出头了。”

  “蒋介石不会失败到底的,他有美国做后台哩。我看,他们迟早要动手的。你还是到上海去一趟,你姑爹在上海人头熟,消息灵通,一定会晓得很多事体的。”

  “别提了,上次要去,给他回绝了。人家是大资本家,在上海正走红运,怎么愿意理我这个地主的儿子!”他坐在床上把肩膀一耸,轻蔑地一笑。

  “那时‘五反’,也不能怪你姑爹,当然要小心点。现在‘五反’不是过去了吗?退一步说,他不理你,你姑妈不理你吗?一笔写不下两个朱字。”

  “我不去,”他要和姑爹争一口气,不愿再去求他,嘟着嘴说,“要末,你去。”

  “我这个年纪,怎么走得动?那边的世道也摸不清,去了也白搭,还是你去吧。”

  他对姑爹的气没有消,又不好拒绝娘的意见,愣在那里,不言语。屋子里悄悄的,煤油灯的油快干了,灯芯上烧出几朵小花,发出吱吱的音响。光线暗了,屋子里更加阴暗。他们母子两个盘腿坐在床上,面孔的表情虽看不大清楚,但两个人都感到大家内心的焦急和忧虑。她了解儿子那股蹩扭脾气,凡事要顺着他,一说僵了,就不大容易扭过来。她没再说下去,只听见从太湖那边吹过来的夜风,一阵阵在窗户外面呼啸着,好像暴风雨快来了。

  他一边听着外边的湖风,一边暗自思忖:要想得到那边的消息,最好到上海去,徐义德一定知道很多消息。他不愿在姑爹面前低头,娘又要他去,这就使他为难了。他出了一个难题给娘:“要末,姑爹来信叫我去,否则,我宁可死在乡下,再也不跨徐家的门。”

  “看你这脾气,”娘见他松了口,有了转机,眼睛一动,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说。“我写信给你姑妈,叫她写信来,你向村干部请个假,这该请动你的大驾吧?”

  他没有吭气。她认为儿子一到上海,见了姑爹,就有办法了。她高兴地说:“你叔叔还欠我们五十两金子没有还,你到了上海,可以顺便讨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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