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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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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暂时解决了……” 童进出去，首先把老正兴那个青年伙计带到X光器械部，付了他八十三万七千三百元，一个不少，他当然满意地走了。剩下十六万多块钱，也都付给了几万块钱的小户，然后给大家说明福佑的真实情况，只要收到钱，一定一一归还，大数目暂时付不出的，也列到账上，等候法院处理。吵闹得最凶的人走了，大家见真的没有钱，也就陆续散去了。童进把处理经过告诉了她，说：“那些没有付的小户，还是一个问题啊！” 马丽琳脸上的笑容消逝了，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说：“唉，只好慢慢再想办法了。延年一出来，这些事就好办了。一切偏劳你们了，我要到提篮桥看看延年去……” 她提起放在写字台上的罐头，准备走了。童进说：“你好容易到店里来一趟，是不是和店里的职工见见面，谈一谈？” “不早了，快两点了。迟了，怕不接见，店里好办，我改天再来。” 夏亚宾所关心的自己职业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眉目，见了马丽琳仿佛看到一丝希望，听她说“延年一出来，这些事就好办了”，心情也开朗了，福佑药房还没走上绝路，说不定将来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对朱延朱神通广大这一点又增加新的希望和新的信心。他想从她嘴里多知道一点福佑的算实情况，也挽留她，说：“大家很关心福佑的前途，能和大家见面谈谈，可以安定安定人心。” “时间来不及啊！”她走了两步，焦急地说。 “就是少讲两句也好。”夏亚宾抓住这个机会不放。 童进在店里只是暂时维持，现在啥事体都找到他头上，有些他并不知道，也不能做主。马丽琳代表资方和大家谈一谈，不仅对于店里职工的情绪会有帮助，对他自己进行工作也有帮助。可是他要看朱延年去，过了时间确实不行，便改口说：“那么，改天来一定和大家谈一谈。” 她点头同意，向经理室门外走去。店里的人听说老板娘来了，很快传开去，大家都拥到栏杆那边来看了。见她匆匆从里面走出不，不约而同地奇怪地问道：“怎么刚来了，就走？” 大家围着她，不让走。经过童进解释，大家才让开一条路，她刚跨出去，叶积善从后面追了上来，气喘喘地急着说：“啊哟，忘记告诉你了，水费、电费、电话费明天到期……” 他把水电费单子送过去。她没有接，望着单子愣住了，心里说：又是几十万！她皱着眉头，低低地说：“好吧，再想办法。” 叶积善手里拿着单子抖了抖，说：“这玩意欠不得的，非付不可。过期不付，公司里格嚓一剪，就没有水电了。” “童进，你给我想点办法，我先去看延年，回来我们再联系。” 她急急忙忙从人群中走了。 【第三部 第十九章】 朱延年从黄埔区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给逮捕了，押上停在门口的红色囚车，警笛发出尖锐的呜呜的响声。囚车转到南京路上，朝西急驶而去，像一阵风似的卷过人群。 朱延年昏昏沉沉地坐在囚车里面的座位上。一眨眼的工夫，他到了公安局看守所，检查过身上的物件，摘下身上的皮裤带，就给送进了单人号子。他坐在水门汀的地上，听见号子门哗啷一声锁上，看守的脚步声慢慢地远去，才睁开眼睛仔细看一看周围的环境。透过一根根圆圆的木柱看见号子侧面是墙壁，外头是一个狭长的天井，对面也是号子，里面也坐着几个人，可是看不大清楚。 过了一会，他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仔细看看自己，又仔细看看号子，仿佛现在才发现给关进了监牢。他心里非常不服气，认为做了一辈子商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过去不算犯法，为啥现在算犯法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商人不是将本求利呢？利，当然越多越好，更何况他白手起家，不想一些办法怎么会发达呢？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要这么办，他没有办法。可是马慕韩和徐义德为啥要跟着共产党走一道瞎哄哄呢？马慕韩为了表现自己，向来个人英雄主义很厉害，在众人面前冒尖，要出人头地，还情有可原。 但徐义德说不过去呀！不管怎么说，朱延年终究是徐义德的舅子啊！不看僧面看佛面，即使朱延年拉过徐义德的饥荒，对朱延年有啥过不去的地方，也要给朱瑞芳一个面子啊！为啥要在别人危急的时刻，落井下石，一点不顾及亲戚关系，无情无义，太不讲做人的道德了。他早就听人家说徐义德无义缺德，他过去不大相信，至少徐义德对朱延年不是这样，即使对他有啥不满的地方，最后也都是伸手帮他一把，参加星二聚餐会更是徐义德主动介绍的，有的辰光，甚至还问他有啥事体要徐义德的帮助。他企业办的兴旺，手头宽裕，在西药界十分活跃，人也吃香，谁不想和朱延年往来往来。 徐义德是姐夫，更要拉拢他，扩大徐义德在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他呢，也确实能在这方面贡献他的本事，到处给徐义德吹嘘吹嘘。他指望通过姐夫和星二聚餐会能在工商界爬到更高的地位，充实福佑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没想到他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五反运动来了，本来团结一致的工商界，就土崩瓦解了。星二聚餐会一解散，他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但大家心照不宣，肚里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后会有期。可是对他来说，这个“后会”遥遥“无期”了。是徐义德当他最紧要的关头，来这一手，叫他感叹人情淡薄，世风日下，徐义德的确是无义缺德。他暂时咽下这口气，等待将来出去和徐义德算这一笔账，至少也要在姐姐面前好好告徐义德一状。他想着想着，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 过了没有几天，朱延年从看守所给解到了提篮桥监狱里，仍然是一个人在一个号子里，不同的是他的号子左右都有号子相连，正对面也是一排，不过中间隔着三丈来宽的空间，上面盖一层坚固的铁丝网，四周是走道。在他上面的两层楼上，也是同样的水门汀建筑，因此，只要有一个看守在最上面一层楼的走道上巡视，那么，每一个号子的动静，透过每一层空疏的铁丝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这个号子可以住三个人，另外两个铺位空着。他坐在迎面的铁栏杆旁边，面孔却对着里面的石灰墙，头微微低着。 他在睡梦中，给一个老年的看守叫醒了。他揉揉惺忪的睡眼，吃惊地望着外边：“段振立同志，有啥事体？” 段振立是个老看守，在这里工作快二十年了。他熟悉每一个犯人的情形，也了解每一个犯人的特点。他从朱延年吃惊的眼里，察觉他的罪行一定不轻，到里面以后，在号子里表面很安静，实际上有一肚子心事。他一边打开铁锁，一边若无其事地说：“传询。” 段振立把朱延年带到审询室。 审询室是一间小小的房间，里边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方桌，三条板凳，桌子上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询问人，聂性初，穿了一身灰布人民装，看上去有四十上下年纪，其实不过三十刚出头，可是革命严峻的斗争在他的额头和眼角留下了痕迹，深深的皱纹和饱经风霜的皮肤就显得苍老了。他是法院刑庭的审判员，坐在他左边的青年是笔录人，叫马继平。 聂性初叫朱延年坐在他们正对面的板凳上，问道：“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坐在板凳上，看了聂性初和马继平一眼，见房间里没有别人，看守站在门外，他放心了。特别是从聂性初的举止上看出来是老区干部，对上海西药界的情况一定不熟悉，而聂性初身旁的录事年纪又轻，更不放在他眼里。等聂性初开口问他，他立即低下了头，显得十分驯服而又有些胆怯的神情，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我是一个守法的商人，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我在解放以前，就和解放区有往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解放区做生意，送药品和医疗器械，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差一点把我抓了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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