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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不要站在政府机关以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方宇仔细回味着杨部长的话。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单是一个按月拿一百一十个单位的雇员,而且是政权机关中的一个干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是一个为一百一十个单位服务的人。每月发给他一百一十个单位只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报酬。他的工作,要对政府负责,要对人民负责。他想起那一次透露给梅厂长关于七月一日加税的消息,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多少损失啊。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他的手抓着面前的那杯茶,可是不喝。他说:“杨部长,你说的对,我是有些雇员思想。我对一些问题看法常常很糊涂。”

  “看法糊涂,思想错误,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分析思想错误的根源,找出正确的看法,纠正错误。我们做工作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只是有的人犯的错误多一点,有的人犯的错误少一点;有的人犯了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努力避免再犯错误;有的人犯了错误,自己不承认是错误,或者是别人指出了他的错误,他企图掩饰错误,甚至保护错误,寄托在侥幸上,不想改正错误,一错再错,就铸成大错了。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当然,他自己也要检查自己。”

  杨部长锐利的眼光停留在方宇的脸上。方宇的面孔感到热辣辣的。他慢慢把脸偏过去,发觉坐在杨部长背后的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正对着自己。他努力保持着冷静,很自然地把头又低了下来。“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当然,他自己也要检查自己。”杨部长这几句话在他的耳朵里轰鸣着,冲击着,好像汹涌澎湃的海浪,以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拍击着海边的悬崖。他感到杨部长这些话是针对着自己讲的,却不提自己的名字,态度又那么和蔼亲切。他听了心里很舒服,又很难受。

  杨部长见他不言语,十分关怀地问他:“你觉得哪能?”

  “你说的对,杨部长。”

  杨部长接下去说:“譬如这次三反运动,从第一阶段中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国家的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许多干部被腐蚀了,犯了错误。上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勾引我们的干部,来毒害我们的干部。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干部,特别是受旧社会影响比较深的干部,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些干部中了糖衣炮弹自己还不清楚,他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盗窃国家财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有的还直接派遣代理人钻到我们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内部来,利用职权的便利,大量地盗窃国家的财富。”

  “那太可怕了……”方宇说了一句,又不说了。

  “如果我们不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始三反运动!”

  “是呀,一定要反击,要痛痛地反击。”

  “你的意见很对,要痛痛地反击。”杨部长鼓励他,说,“反击,每一个中了糖衣炮弹的人都要参加反击。有了他们参加,反击起来更有力量。因为他们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受了资产阶级的勾引,受了资产阶级的毒害,用他们亲身遭受的腐蚀,暴露出资产阶级的罪行,引起人们的公愤和警惕,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也是挽救了自己。”

  “挽救自己?”方宇脱口而出,发觉自己露了马脚,立刻又收回来,说,“是呀,同时也挽救了自己。”

  “有些人犯了错误不敢讲出来,他的脚陷在错误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啊?有这样的人?”方宇故作不知地问。

  “有,而且不少。”杨部长说。

  “为啥不敢讲呢?真奇怪。”方宇说。

  “不奇怪。”杨部长解释道,“因为有顾虑,怕说出来的后果,其实,不说出来,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哩。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下,不少人负伤了,不少人倒下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就是为了医治这些人的创伤,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只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受伤的人才会得到治疗,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那是的,那是的。”方宇的声音有点发抖。他仔细考虑着“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这句话,他心上的乌云逐渐散去,开朗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回绕着:“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不晓得啥地方来的一股勇气支持着他,鼓励着他,要他把隐藏在心的深处的话说出来。他果断地抬起头来,对杨部长说:“我,我……”方宇张开嘴,又把话吞了回去,踌躇地改了口说,“我只是收了梅厂长的一只马凡陀的金手表,我已经坦白了,我希望受到应得的处分。”

  “我知道你收过梅厂长的马凡陀金手表,这只是他送给你的东西的一部分。你说,他送了一只手表以后,从此他就不送你别的东西吗?他送你的东西竟无目的吗?那他为啥不送给别人呢?为啥解放以前按月送你的津贴,解放以后忽然就不送呢?为啥这么巧,不早不迟,恰巧在上海解放那天以后就不送呢?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海这样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你不讲,别人不会讲吗?昨天我们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资产阶级坦白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每一个厂商的负责人都谈了,沪江纱厂的梅佐贤也谈了。”

  方宇大吃一惊,他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杨部长:“梅佐贤!”

  “唔,梅佐贤也来了。”叶月芳坐在杨部长的背后,插上来说。

  “隐瞒是隐瞒不了的,只有坦白,彻底坦白,承认错误,决心改过错误,才会受到宽大处理。我不忍看见一个干部陷入到错误的泥沼里而不去救他。”

  “我……我……我……”方宇好像突然变得口吃了,他一直在讲着“我”,可是说不出其他的话来。梅佐贤那张露着两个酒窝的长方型的面孔在方宇面前出现。他想起那天在沪江纱厂厂长办公室的情形,梅厂长把马凡陀金表放在他面前,说:“我们是老朋友,这表是我的。我今天送给你,留个纪念。我晓得,共产党反对送钱送礼的。这也不是礼物,这是我们两人的私交,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谁知道呢?我绝对不会对人家说的。”从此,他就接受梅厂长一次又一次的礼品和金钱。

  想不到来了三反运动,还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而且梅厂长在座谈会上还谈了话。梅厂长啊梅厂长,实在太不够朋友了。梅厂长的那副笑嘻嘻的面孔和杨部长诚挚关切的态度,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杨部长刚才所讲的每一句话,起初以为是讲的第三者,与自己无关。现在想起来,都是针对着他的。杨部长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慈母,抚摩着儿女所受的创伤,想早一点把他们治好。方宇感到再不讲出来,实在太对不起杨部长了。他本想一口气把自己所犯的错误都讲出来,可是自己很激动,情绪很乱,不晓得从啥地方说起。

  叶月芳在旁边忍不住对方宇说:“杨部长这样苦口婆心劝你,你不坦白,还有啥顾虑?”

  方宇皱着眉头,心里想是不是杨部长要他再坦白一些,然后今天就逮捕他;还是真的坦白了并不严办呢?他看不准,便站了起来,向杨部长试探地恳求道:“杨部长,可不可以让我回去仔细想一想,有些事体,时间久了,实在记不详细。”

  “完全可以。”

  “我现在可以去吗?”他心中暗暗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眉头开朗了。

  “你现在可以去。”杨部长也站了起来,送他到办公室门口,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想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

  方宇一走出去,叶月芳马上焦急地走到杨部长面前,问:“你刚说动了他,为啥又放他走呢?”

  “不放他走,”杨部长幽默地说,“留他在我的办公室困觉吗?我这里也不是旅馆。”

  “不是这个意思,”她辩解地说,“意思讲,要他坦白。”

  “他还没有想好,哪能坦白?”

  “一回去,又会变了。”

  “怕他变过去不坦白吗?”

  “是呀!”她急得胖胖的圆脸上的两只眼睛睁得更大。“那要他再变过来,”杨部长说,“思想基础不巩固,是不会坦白的。一次不够,我可以再和他谈一次。”

  她听见杨部长答应谈第二次,而且显得很有把握,她高兴得跳了起来,鼓着掌,说:“那好,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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