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24)_周而复

二四

　　我们伟大的祖国英雄的人民，
　　英雄的人民结成了民族的大家庭，
　　为了人类的幸福，
　　世界的和平，
　　我们不怕流血牺牲……

　　随着这歌声，工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兼沪江纱厂职工夜校教员钟珮文走了进来，他见赵得宝在低头计算，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歌声消逝了。他发觉汤阿英静静地坐在板凳上，好奇地问汤阿英：“咦，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做啥？”

　　汤阿英说：“等余静同志。”

　　“哦。”钟珮文走到汤阿英前面，问，“你为啥不参加合唱队，阿英？”

　　钟珮文是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积极分子，打乒乓球，他是攻击型的能手；篮球，他投篮相当准；京剧，他会哼几句老生调子；游泳，他能仰游一二十码；合唱队里，他是著名的男高音。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每一种活动他都想摸一摸学一学，可是都不精通。他自己也不想精通。但对于写文章他却特别有兴趣，经常钻研，每一期工会的壁报上差不多都有他的文章。

　　他是《劳动报》的通讯员，有时，他的通讯稿子也在《劳动报》上出现。他私下立了一个志愿：当一个作家。下了夜校的课，不管哪能忙，也不顾疲劳，他要读几页小说才能躺到床上去休息。最近沪江纱厂成立了合唱队，是他发起的，他自己当然首先报名参加了，可是车间里工人参加的不多，参加的主要是办公室里的职工和脱产的工会干部。

　　他这两天一碰到工人就积极请人参加。

　　汤阿英每天到厂里来上工下工，别说唱歌了，就是讲话也不多，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参加合唱队，给钟珮文一问，她愣了一下，低声地说：“我不会唱歌。”

　　“唱歌很容易，你真的不会吗？”

　　“真的不会。”

　　“不会，教你。”钟珮文自告奋勇地说，“我可以教你——不过，我是药里的甘草，哪剂药里也有；唱歌，也多少懂点，但我也唱不好。”

　　“你是有名的男高音，不要客气。”汤阿英钦佩地望着他。

　　“那我教你，好不好？”钟珮文热情地问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他刚才唱的那只歌，想把汤阿英拉起来，说，“我教你唱这只歌。”

　　“我没有工夫。”汤阿英想起自己悲惨的往事，眼睛里露出忧郁的光芒。她没有唱歌的兴致，也不愿说出来，只好讲没有工夫。

　　“唱歌不要多少时间，一天有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我家里还有事体哩。”汤阿英坐在那张板凳上不动，慢慢低下了头。

　　“现在等余静同志，反正闲着没事，我教你这个歌子，好不好？”钟珮文歪头问她，像是托儿所的阿姨问小孩子似的，说，“你答应我：好。”

　　汤阿英摇摇头：“不。”

　　“你这人！”钟珮文见她固执地不肯学，有点急了，但又不好发脾气，只是盯着她望。

　　赵得宝的手指按在算盘上，插上来说：“小钟，各人有各人的嗜好，不要强人所难。你喜欢唱歌，要天下的人都唱歌，怎么行呢？厂里的工人都参加合唱队，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教哩。听说报名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人了，先唱起来再说吧。”

　　“二三十个人的合唱队像啥样子，开个晚会哪能拿得出手。合唱队至少要有四五十人才行，”钟珮文把话题转到赵得宝身上，说，“你参加一个吧，老赵。”

　　“哎哟，”赵得宝吃了一惊，伸出舌头来，笑着说，“老了还学吹鼓手，算了吧。”

　　“你忘记一句古话了吗：长到老学到老。何况你并不老；

　　现在解放了，翻身了，大家都应该歌唱，你为啥不唱？”

　　“有你们这些青年唱唱就行了，我们听。”

　　“不，你自己也要参加，我代你报名。”

　　“不得到我的同意，你不能去报名。”

　　“你是工会副主席，应该起带头作用，你都不参加，谁还肯参加？是吧？阿英。”

　　汤阿英没有表示可否地“唔”了一声。

　　“那我参加，——你们要吗？”

　　“当然要！”

　　钟珮文高兴得热烈鼓着掌，一边高声地说：“欢迎我们合唱队的新队员赵得宝同志！……”

　　钟珮文的话还没有讲完，外边走进来一个年青的女同志，圆圆的面孔，脸上浮着微笑，腮巴子上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两片嘴唇很厚，有一小半露在外边，和钟珮文的个子差不了多少，身子有点发胖，但很结实。她穿着灰布列宁装上衣，左边的下摆那儿有些折纹，好像匆匆穿上，忙得没有时间去熨平。她的头发没有烫，脸上也没有一点脂粉，浑身却充满了旺盛的青春的力量。她步子很迟缓，每迈一步出去都很慎重似的。她一跨进办公室，马上被赵得宝看见，他站起来，说：“余静同志来了，汤阿英等你哩。”

　　钟琍文立刻跑过来，一把抓住余静的手，恳求地说：“你也参加一个。”

　　余静摸不着头脑，她思索地凝视着钟珮文：“文教委员，又有啥花样经？”余静慢吞吞地说，“要我参加啥？”

　　赵得宝把钟珮文动员人参加合唱队的事说了一遍，代余静回答了钟珮文：“你就饶了她吧，小钟，余静同志整天忙得气都喘不过来，她哪有时间参加这个。”

　　“越是忙，越要参加；工作时候工作，娱乐时候娱乐嘛。”

　　“你还有理论哩？”余静笑着说。

　　“是呀，谁也说不过小钟。”赵得宝插上去说，“工会里有我带头参加就行了。”

　　“不，唱歌也不好派代表的，余静同志，你说，是吗？”

　　“我参加一个，小钟，不过，忙的辰光让我请假。”

　　“好的。”钟珮文同意余静的意见。

　　余静今年虽然不过二十五岁，可是在细纱间挡车快八年了。上海解放前一年，在地下时期，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沪江纱厂党的力量很薄弱，现在连余静在内也只有六个党员，其中还有三个是候补党员。原来的组织关系没有打通，上海解放以后才打通，建立了支部，余静被选为支部书记。她离开细纱间，脱产专门搞党的和工会的工作。工会建立，她当选了工会主席。她从一清早进厂起，就忙个不停，不是那里开会，就是这里谈话，或者到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去，要么，区工会办事处一个电话把她找去。到了晚上，别人下班了，她还留在工会里，写汇报，填表格，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

　　她虽然这样忙，却十分愉快，从来不感到疲倦，觉得越忙，给革命尽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劲道。不管工作哪能忙碌，她对于唱歌的兴趣，绝没有因此有些减低，一有空闲，或者是回到屋里去的辰光，她一个人爱哼几句，但一旦被人发现，她却腼腆地闭上了嘴。开会的辰光集体唱个歌，或者是在操场上大家唱歌的时候，她是积极参加的一个。如果要她单独唱啥歌，她总是羞涩地一扭头逃避开去。钟珮文邀请她参加，本来她就要答应的，给赵得宝那么一说，她又不好开口，等钟珮文再一次邀请，她很快答应了。她听说阿英在等她，便走到汤阿英面前，坐在那张板凳上，关怀地问道：“阿英，找我有啥事体吗？”

　　“有点小事，”汤阿英注视着余静，嘴唇动了动，犹犹豫豫，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

　　“啥事体？”余静歪着头问她。

　　汤阿英想：她和余静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更没有送一份厚礼给余静，提出来，余静会答应吗？她怕碰一鼻子灰。话到了嘴边，她又把它吞了下去。不提，事体不会成功的。她正在左右为难，余静开口了：“阿英，有啥事体，尽管对我说好了，自家姐妹，不是外人，有啥不好说的。你大胆说吧。”

　　她浑身感到一种温暖，像是对着最好的亲人一样，心中的话不得不说出来：“我有一个要求，你答应吗？”

　　“你没有提出啥要求，我怎么答应呢？”余静笑着问她。

　　“这个……”她没有说下去。

　　“你家里有啥困难？”余静关怀地问。

　　“不是我的事体，”汤阿英话到了嘴边，又停下来了。“说吧，”赵得宝在一旁听得有点急了，说，“只要行，余静同志一定答应的；不行，余静同志也会马上告诉你的。余静同志是愿意帮助人的。她办事一点不敷衍，一是一，二是二。阿英，痛痛快快地说吧。”

　　汤阿英抬起头来，说：“现在厂里人手够吗？余静同志。”

　　“人手还不够，你想介绍人吗？”余静直截了当地问她。

　　“你哪能晓得的？”汤阿英的眼光里流露出惊奇和钦佩。

　　“听你那口气，工会主席会猜不出来？”钟珮文用唱歌的调子说，尾音拖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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