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27)_戴厚英

二七

　　大颗泪珠沿着憾憾的腮帮往下流。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这个孩子。我轻轻地捧过她的小脸，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憾憾挣脱了我，脸红了。但是，她看着我的眼神是那么柔和而充满信赖。缺乏父爱、渴望父爱的孩子啊！我好像已经做了父亲。

　　孙悦回来了。憾憾主动迎上去，问妈妈：“今天留何叔叔在这里吃饭吗？”

　　我看着孙悦，她回避着我的目光，冷冷地说：“没有菜。”憾憾失望地噘起嘴唇，我对她尴尬地笑了笑，扭头对孙悦道声“再见”，走了出来。

　　好像总走不到家，路似乎越走越长，就像我和孙悦之间的距离。

　　“何老师，到哪里去了？吃饭了吗？”

　　是奚望在叫我，他手里拿满了东西，还是早上那一副亢奋的神态。我帮他拿了一样东西，一声不响与他朝前走。

　　“你好像不高兴？”奚望关切地问。

　　我点点头。我听他说：

　　“感情是最折磨人的。何老师，我完全理解。我也和你一样，希望人与人之间都相亲相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现实不允许我们存这样的幻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得如此严重！到处是支离破碎的家庭，到处是支离破碎的心。这累累创伤，怎么可能马上完全平复呢？这一代和那一代，这个人和那个人，总是被纠缠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拉来扯去，无休无止。令人厌倦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又感到茫然而缺乏信心……”他还是亢奋。但显然不是高兴的缘故。

　　“你父亲对你说了什么？”我问。

　　“他一句话也不说。我阿姨告诉我，他没吃早饭，我又厌恶他，又心疼他。我还是出来好。我阿姨哭了。”

　　我们不再说话，一前一后地走着。太阳已经过午，我们留在地上的影子都是斜的。

　　【八】

　　【赵振环：孙悦，我要求你宽恕。】

　　我要写一封告状信，告我们的总编辑。因为王胖子的正当权利受到总编辑的侵犯。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采访部的几位记者共同编写了一本书：《革命新闻事业发展史》。前年开始修改再版。原作者中有一个王胖子。虽然他不是主要撰写人，可是翻资料、跑腿，出了不少力。现在书就要付印了，却在作者的署名上发生了问题。总编辑要把王胖子的名字抹去，因为他是“造反派”。

　　同时，总编辑要添上自己的名字，叫“顾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王胖子虽有错误，已经“解脱”，还是公民，凭什么剥夺人家的出版自由？而且，所谓“顾问”，也纯粹是沽名钓誉。事实上，他既不“顾”，也不“问”，不过替我们打了几个电话，找了几个“关系”去进一步收集史料。要是这样也要署名，报社食堂的炊事员比他更有资格。可惜，这么分明的是非，在我们编书小组里竟然被颠倒。开会讨论了半天，要么一言不发，发言的都是把总编辑夸赞一番，似乎几十万字都是“顾问”写出来的。

　　自然，与此同时，要骂一阵王胖子：他还有脸承认是这本书的作者？在前几年，他不断骂这本书是毒草呢！这倒是事实。不过，据我所知，如果骂过这本书的人名字都不配印在书上的话，那么，所有作者的名字都不配，包括我！“顾问”更不配！谁不知道他曾经当众宣布：对于这株“大毒草”他从未染指？“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还是运动的领导人。首先发起对这本书进行批判的，就是他！

　　可是谁愿意得罪总编辑呢？我也不想管。

　　王胖子找到我，因为我是编书小组组长，又和总编辑关系不错。兰香也替他求情，并特别提醒我：王胖子对我们是有“恩”的。而且，他刚刚积极替兰香买了一件呢上衣，钱也垫了，我们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长期无息贷款！

　　往日的“恩情”，今日的“友谊”，我都不放在心上。不过，我倒想改一改自己遇着矛盾绕道走的毛病。孙悦曾一再指出我有这个毛病。我找到总编辑，只把意见谈了一半：王胖子的名字应保留。我想，倘使这个目的达到了，总编辑挂个“顾问”的名也可以妥协。反正他要的只是名，不分稿费。

　　谁知道就这一点他也不能答应。总编辑说：“把王胖子解脱了，这就是落实了无产阶级的政策，还让他著书立说，发展名利思想？不行！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宽大无边的。这件事，王胖子不通也得通。想想他前几年是怎么整人家的嘛！”总编辑还好心地告诫我：“你过去与王胖子关系密切，我们都知道。我们替你在群众中做了许多解释工作。提你当采访部主任的事，也因为这个关系不能立即宣布。你自己注意一点唆！我们要重用你，你应该与我们互相配合呀！”

　　我被惹火了。难道我赵振环的骨头是水做的？装在什么盛器里就变成什么形状？我能为了自己受重用而昧良心吗？我再也不愿意作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了。

　　于是，我给省委宣传部写了一封“群众来信”。宣传部长很快就批到报社：“如果情况属实，赵振环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应该受到重视。”

　　今天，总编辑把我叫了去，对我传达了部长的批示，毕恭毕敬的。然而，他突然把脸一变：“可是你反映的情况并不真实。把王胖子除名，明明是你们小组自己的意见，我们领导并没有表态。你怎么把责任往上面推呢？好吧，这件事我们研究一下。我们会按照党的政策处理的。”

　　眼睛一眨，母鸡变鸭。他的问题变成了我的问题。原告和被告对调了位置。贼喊捉贼，我倒反成了个要抱头鼠窜的角色。我知道和他辩论没有用，所以决定再给省委宣传部写一封信，把问题说清楚。以前，我办事不认真，很难有始有终。这一次一定要有始有终，争他个是非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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