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录(104)_柳溪

一〇四

　　董道宁站起身，夹着烟卷，走到屋子中央，望着脸色焦黄的高宗武，用煽动的口吻说：“高司长，此次我到东京，住在筑地的小松旅馆，影佐和今井都来看我，并带我参观了日本的许多城市，可以说，自从他们占领了东三省、华北和华中的许多城市，他们真的一下子富了起来。东北的大豆高粱，华北的煤炭、钢材、棉花，华中的大米、丝绸，还有丰富的劳力资源，都源源运往日本本土。据我看，日本现在提出停战议和，绝非战败求和。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为了解决事变采取了从来没有过的高风格的道义方针，我以为日本的国力眼下是有充分的余力去彻底解决中日事变的。”

　　李大波仔细地听得入了神，他不住地在纸上做着记录。“这不用记，”董道宁摆摆手说，“这不过是我的观点，看法，印象而已。”

　　李大波停下笔，专心致志地听。

　　“好，你这样记吧，”高宗武眯缝着眼说，“宗武在香港三次与西义显和伊藤芳男接触，转达蒋委员长内定的谈判意图，日本政府起初很重视，但随着日军在中国的进军，特别是‘二·二六’以后，强硬派占了上峰，因而我们双方产生了很大分歧：中国方面坚持希望在蒋先生的领导下实现对日和平；而日本方面，越来越表现出欲以其他要人代替蒋先生的明显意图。明确地说，他们主张依靠汪兆铭出马收拾时局，也就是说，日本打算重新培养一个傀儡的中央政权，如同伪满培养溥仪一样。你记录下来了吗？”

　　“完全记录下来了，一字没漏。”李大波说，“要我念一遍吗？”

　　高宗武摆一摆手。接着说下去：“由于周部长的指示，应直接与日本当局谈判，为了说服日本仍应以蒋先生为对手做一次最后试探，宗武遂与伊藤乘‘日本皇后号’轮船离开香港，于横滨上岸。然后来到东京，住在筑地的花蝶饭店。几次与今井武夫及高桥坦大佐谈判，日本的意图顽强地未变，依然是要求蒋先生下野，而且没有改变主意的指望。恰在这时，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全力向广东进军，而防卫广东的广东军军长余汉谋已派人与日军联系。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此次连昭和天皇的弟弟顿宫博士（他的公开职务是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都亲自出马当联络员，从上海来到香港，与余汉谋的代表进行接触，想用他们的谈判来促使我改变态度，其实，我已不再谈最初的意图，而专心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因此我的谈判只得暂告一段落。究竟今后如何进行，请指示！”

　　高宗武说到这里，突然爆发一阵干咳，他的胸痛病又犯了，咳得流出眼泪，往素白的手绢吐出一口痰，一股血浆立刻就染红了手绢。谈话中断了，董道宁立刻喊仆人把家庭医生请来，给他打针服药。

　　送走了医生，董道宁和李大波把高宗武搀扶到楼上给他专门预备的卧室，盖上鸭绒被，让他好好休息、睡觉。因为给他注射了脱敏的镇静剂，他很快就停止了咳嗽，香甜地入睡了。董道宁把门关好，跟李大波踮着脚尖，走下楼，回到客厅里来，继续整理材料。

　　“没有他参加更好，”董道宁向天花板指了指，那楼上正是高宗武的卧室，“他犯病，是给吓坏了。”

　　“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李大波装出懵懂的样子问着。

　　“因为你来自满洲国，所以我信任你，这话我也只能跟你说，”董道宁压低了声音，用耳语的声音说着，“高宗武他是受蒋光头委派来谈和平条件的，日本一个劲儿进攻，条件老变，总也谈不拢，他无法回去交差，这是其一；其二是蒋只限于他在香港停留，而他却擅自到了东京，他听一位军统里的朋友对他说，军统香港站已把他去东京的消息密报给老蒋，老蒋把侍从室的陈布雷叫来，问询情况，蒋当时很是生气，拍桌子瞪眼地大骂他：‘高宗武真是个混帐东西，是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他听了这个情况就害怕了。”

　　“高司长是为和平谈判去的，难道蒋先生不能谅解他吗？”

　　李大波故意这样问着，套他的话。

　　“嗐，你真是个书呆子，蒋这个人是冷血动物，他翻脸不认人，手黑眼硬，告诉戴笠一声，马上小命就玩完啦，他还不是怕被暗杀吗？”

　　“那他怎么办呢？”

　　“我看他是不想回去了，他会以旧病复发，隐居香港，以观动静。”

　　“那您有何打算呢？”

　　“我吗？”董道宁沉吟下来，他实在没想到这位“满洲国民”，会闪电般问出这句话来，他心想，这人虽然初次谋面，但家底可靠，又是满洲的首富，国务大臣的金兰之好，今后也未必不是他依靠的力量。于是他假装口渴，喝了一阵水，思考了一下，才说：“老弟，你我虽是萍水相逢，但一见如故，我跟你说实话吧，自从我去了两趟日本，接触了一些日本的上层人物，我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我以为日本这架战车，是由裕仁天皇驾驭的两套马的马车，一套马是日本军部，一套马是日本内阁。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以武士道立国的军国主义国家，时常为自己的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而欲开拓疆土，所以军部的这套马就往战争上拉，是日本的强硬派；内阁的某些老家伙，总要防范苏俄，在对华战争上持稳健态度，只想先保住满洲，促成华北自治。但依我看，军部一派会战胜，因为天皇也倾向到强硬派这一边了。于是，我对自己的前途也重新做了安排。”

　　李大波在听他说话的时候，频频地点头，显得他特别虔诚地在洗耳恭听，董道宁刚一停住讲话，他就问道：“目前是关键时刻，您做怎样的选择呢？”

　　“我想，既然日本是要战胜的，而他们选择的又不是属于英美派的蒋先生，选中的是他们心照不宣的老朋友、亲日派的汪副总裁，那么我就要跟着他走下去了。往后，咱们就是中、日、满一家了，所以，你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务必在日本选择汪兆铭先生另立中央政府这一点上多加渲染。这材料我是准备直接递交周佛海部长的。目的是让他拿给汪兆铭过目，把这个绝密的信息捎给他。”

　　“好吧，我尽量按你们交谈的事实整理，如果整理的材料你看后觉得分寸不够，你还可以亲自修改，润色，然后我再重新誊清，我不怕费事。”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听差的开了门。这是两位身穿海狸皮领大衣和藏篮呢子大衣的日本客人。隔着玻璃的落地窗，董道宁急忙从沙发椅里站起身，对李大波说：“这是日本的谈判代表西义显和伊藤芳男来了，你回避一下，先把刚才那份材料整理出来吧！”

　　李大波拿起那叠纸和毛笔，铅笔，退到客厅旁边给他收拾干净的那间屋里去了。

　　三

　　李大波回到小屋里，关上有暗锁的门，又插上销子，便铺开极薄的美浓纸，用蝇头小字，简单扼要地先整理出一份向党组织的汇报。把它叠了叠，叠成比桂林腐乳还小的四方块，垫在靠里面的一只桌子腿下。做好伪装隐藏，只等设法送出去。然后他把门上的插销和暗锁轻轻打开，又把写材料的大纸铺在桌上，拉出写作的架式，他刚写好“呈中央宣传部①周佛海部长”几个字，便停顿下来。因为从隔壁的客厅里，传来了日本人哈哈大笑的声音，夹杂着日本人粗野的话语声“腰细，腰细，太——腰细”，他不知道这两个人何以这样高兴地赞扬，但是那种在每次日军“讨伐”时都能听到的特殊声调的话语声，使他身上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他情不自禁地停下笔，皱着眉，实在写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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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外指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他心里真是痛恨这些明汉奸、暗汉奸的魑魅魍魉，这些人明里暗里跟不共戴天的仇敌勾结，于国家、民族、人民的兴亡、命运于不顾，其寡廉鲜耻，真令人发指、气愤。但他只有劝自己多加忍耐更加巧妙地隐蔽，以图把黑暗的内幕情报搞到手，由党进行无情地揭露，才能遏止这股妥协投降的逆流。于是他由此又想到如何将这情报妥靠地送交出去，后来他又想到了红薇，他眼下无法跟她通信，她一定是在日夜为他悬心。最后他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跟董道宁把关系拉得更近，取得他完全的信任，争取对他放宽待遇，再通过跟朱丽珍新编出来的关系——定婚的夫妇，以便把消息送出去和给杨承烈、红薇取得联系……

　　冬日的傍晚来得迅速，短暂的夕阳不久就从西边天际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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