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55)_魏巍

五五

　　“我完全同意以上同志的意见。”陆希荣看到发言的机会已经到来，就立刻接上去说。“我觉得，现在不是该不该打飞机的问题，而是如何强调纪律性，如何加强管理教育的问题。有人讲，部队有些不够活跃，”说到这里，他故意不看孙亮，但是孙亮那只伸在香烟盒边的脚，却不易察觉地动了一动，“这并不是没有打飞机造成的，这是一些人造成了许多无谓的伤亡造成的。”他顿了顿，又说，“飞机上是敌人，当然应该打，这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值得讨论的，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按具体情况办事，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无论什么工作，我们都要看看时间、地点、条件。有人讲，在国内也打下过飞机，对！可是那时候蒋介石的飞机有多少，现在美国人的飞机有多少？那时候的飞机有多少种类，现在的飞机有多少种类？那时候的飞机是什么速度，现在的飞机是什么速度？据通报，敌人的飞机有1450多架，集中使用在北朝鲜这个小地方，敌人的通讯联络都是近代化的，你发现了几架敌机，一打，马上就会像捅了蚂蜂窝，勾引来很多架，让你走不脱，弄一大堆伤亡，这对完成战斗任务，有什么好处？你要硬打嘛，那也行，可是用什么去打呀，不要说高射炮，高射机枪也没有，就用步枪、手枪去打吗？用手榴弹往天上扔吗？我们营个别干部就有这种冒险情绪。照我看，打的结果，只能是遭到更大的伤亡！……”

　　“我问一声，这些日子不打飞机，为什么也有伤亡？”郭祥冷古丁地捅出了一句。

　　“我是说，打起来，就会有更大的伤亡！”陆希荣的声音更高了，“就以刚才的事件来说，由于你想出风头，乱打一气，使全营伤亡了20多个，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不对！”郭祥立刻接上说，“营长，你把事情说颠倒了：是全营伤亡了20多个，把我气坏了，我才打的。哼，要是不打，恐怕还会伤亡得更多哩！”

　　“再说，打飞机怎么能算是出风头呢，你们为什么不去出这个风头？”孙亮也愤愤不平地说。

　　“不要激动！”周仆挥挥手，“可以慢慢讨论。”他又回过头：“参谋长！你也讲一讲嘛。”

　　参谋长扶了扶眼镜，他一向是从容不迫的：“依我看，消极防空也要注意，积极防空也要注意。好像并没有什么矛盾。不过，在目前说，要是团首长决定打的话，需要严格控制。起码要由团统一掌握。如果每个营连都随便打起来，就会浪费很多弹药。”

　　“还是不要统得太死吧，”政治处主任说，“如果一个连发现情况有利，报到营，再报到团，等到批准，飞机早跑了！”

　　周仆看发言差不多了，扛了扛团长的肩膀：“老邓，还是你来讲一讲吧！”

　　“我没有什么讲的。”他扫了大家一眼，把那只独臂一挥，“就是要打！只要是敌人，地下的要打，天上的也要打！爬着的，滚着的，飞着的全要打！”

　　使人顿时觉得，这间小屋容纳不下他那洪钟一般的声音。他的声音，看来更适宜于在荒原大野间，在炮火硝烟中作战斗的呼喊。在这间小屋里，立时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

　　屋子里空气变了。一种强大的无声的热流，闹嚷嚷的，热辣辣的，倾注到人的血管中去。

　　郭祥不由自主地把舌头一伸愉快地笑了。炕上那盒烟，别人都抽了一支，他已经抽了两支了；现在他伏下身去，又从里面抽出了一支。

　　那几句话也使得周仆精神振奋，神采飞扬。他“嚓”地划了根火柴，燃着了自己的烟斗，动人地微笑着，瞅着烟斗里细小的火花。这是多么勇敢、多么热情、多么有力量的手在支持他呵！

　　对于一个党委书记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上这种支持更为可贵呢！

　　“同志们！我看不用多讲了，”他沉了沉，提高声音说，“我看，刚才团长的话，就是我们人朝以来第一次团党委会最好的结论！”

　　当然，他说不讲了，并不真的就是不讲了；人们知道他燃着他心爱的大烟斗，就是他——一个党委书记，在形形色色思想纷然杂陈的丛林中，已经跋涉过遥远的路程，到达了一个站口的信号。他们，那些党委书记们，他们的职业注定了，在他们的一生中，要永生从事这种没有止境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而且他们还要力争自己成为党的神经系统中一根尽可能敏锐的神经，来感触，来分析，来鉴别，不仅从词句本身，而且从词句背后洞察出哪种意见真正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哪种意见能推动革命的前进。

　　周仆发言了。从刚才同志们的发言中，他不仅从正面意见中增强了自己的信念，充实了自己的勇气；而且也从反面意见那里汲拾了合理的因素。他严厉批评了消极防空中所发生的右倾现象，要求积极展开对空射击；同时，也指出了那种粗心大意满不在乎的毛病，要求把消极防空同积极防空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这里，他觉得毛主席提出的既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法，像明灯一样照亮着自己的思想。当他分析着这些情况的时候，还是比较平静的，可是当他提到下面一点，就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

　　“出国以来，我们没有强调积极防空，我们也有错误。但是有人就觉得敌人的飞机碰不得了，一到地方就钻洞子，工作也不做了，战士们嘲笑他们，叫他们是‘防空司令’，你们各营，有这种‘防空司令’没有？”他严肃地问。

　　孙亮笑着说：“我们那里有个管理员，人就叫他‘防空司令’。”

　　“你们那里呢？”周仆又瞅着陆希荣问。

　　“有，可能有，”陆希荣红着脸说，“不过还没有发现。”

　　周仆又接下去说：“有人害怕有了伤亡，不能完成战斗任务；想一想，如果让‘防空司令’多起来，能不能完成战斗任务？”周仆竭力想抑制自己的激动，但是不能做到。接着又说：“有人讲，做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对！这是党的教导，这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从实际出发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态度，用革命的精神，促进事物向积极的方向转化；一种是消极的态度，在现代化敌人的面前，在困难面前，不敢动一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考虑一下，对自己作一个判断。”

　　说到这里，他瞅了陆希荣一眼，陆希荣像立刻被手指头戳了一下似地低下头去。周仆接着又说：“有人还讲，做工作要看时问、地点、条件。这也很对。但是他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只有有了空军，有了高射炮才能打敌人的飞机。大家都清楚，我们的飞行员有的刚跨进航校的大门，有的正在抽调。我附带问一句，昨天来电报调的飞行员，你们选好了没有？”

　　“还没有哩！”

　　“不好找！条件太严了。”

　　人们纷纷回答。还有人问：“能不能少凋几个？”

　　“不行！少一个也不行。而且要挑最勇敢、最优秀的，纪律性也最好的。这是政治任务！”周仆严肃地说。接着，又回到原来的题目上来，“你们看，我们的飞行员还没有出发，还在这里驾驶‘11’号的汽车哩！”人们笑起来。他接着又说，“这就是说，我们还要等他们进学校，学文化，练技术，才能飞上天去。那末，在这以前呢，我们怎么办？按个别同志的意见，就是瞪着眼睛干等。这真是典型的挨打思想，挨打战术！……”

　　郭祥歪着脖儿，向门外的小玲子挤了挤眼。

　　“有些人只讲条件，条件，”周仆批评道，“但是他却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人，人的主观能动性。忘记了主观能动性，革命者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当然，客观的可能性是前提，这是丝毫不能背离的；可是，在这个前提下，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应抱的态度！”

　　“总起来说，”他把烟斗含在嘴里抽了一口，已经早熄灭了，只好重新拿在手里，“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从精神上压倒敌人或者被敌人压倒的问题。我觉得在我们党的面前，不能有第二个选择！”

　　最后，他又转向陆希荣说：“希荣同志，我希望你立即取消你的规定！”

　　“并没有正式规定，只不过临时讲过那末一次……”陆希荣吞吞吐吐地说。

　　会议结束了。

　　在人们走出房门很远的时候，又听见后面喊：“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回头一望，见政委站在门口，迎着明晃晃的夕阳，托着那支熄灭了的烟斗叫道：“下一次，专门讨论一次尊重朝鲜人民风俗习惯的问题，不要忘了！”

　　“知道了！”

　　人们在远远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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