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延安(重印后记2)_杜鹏程

一〇五

　　这部作品，离我自己想象的样子，差得很远；离时代的要求，差得更远。但是，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灌注着我的心血与汗水；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结着我的热爱与憎恨，悲痛与欢乐，思考与追求，憧憬与理想……

　　幼年，不知幸福为何物，后来又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所以到了部队上，并不觉得特别苦，更不需要什么“适应过程”。相反的，战斗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我眼前展示出一片新的天地，给我带来说不尽的欢乐和内心的充实。战争年代，干部和群众中的精华，大都集中在部队里；在你的前后左右，尽是出类拔萃的人。你和这些人战斗在一起，岂非人生一大幸事？你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心里不就充满着崇敬和热爱之情吗？总之，我的经历使我很容易与部队的指挥员、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容易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就是说，只要老老实实和他们一道前进，全心全意地跟他们学习，是很容易理解他们的。从而在写作中刻画指战员的形象时，困难也就少些。

　　但是，由于我在部队工作的几年，时常在基层，因而对高级指挥员，便所知有限。因此，我要塑造彭德怀将军的形象，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当时有不少描写过我军指挥员的好作品，但主要是写营以下干部的。要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经验。然而，我当时认定：除了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表现党中央、毛主席的统帅全局、亲自指挥西北战场军民对敌斗争的决定性地位外，要写出彭德怀将军这个形象，对体现党的军事路线，对表现战争的规模，特别是对作品思想和艺术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写《保卫延安》以前，在行军途中或群众和部队举行的会上，当然不止一次见过彭总，但是坐到一块儿谈话，却只有一次。一九四八年秋末，在黄龙山的一个窑洞里，彭总给全体前线记者谈话，谈了三四个小时，参加的有一二十人，这些人现在活着的还有十几个。当时，彭总根本认不得我这个普通干部，怎么能授意我为他写什么书——“树碑立传”呢？这是活着的人可以作证的。只是在战争年代，我作为部队的一员，深深地感到：在那与人民群众和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革命战士都是生死攸关的严重的历史关头，他临危不惧，按照党的意志，忠诚地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带领我们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以少胜多，连打胜仗，最后解放了全西北。而且，他忠心耿耿，时时把人民群众和战士们放在心上，觉得他自己就是比群众和战士多吃一口青菜，也是深为惭愧的！“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的写照。这一切，在我心里产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动人心的巨大的形象。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巨人——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包括彭总在内的为人民所敬佩、所爱戴的老帅们……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私无畏、舍身奋斗，同人民息息相关，和群众生死与共。这种崇高品格，整个中华民族都引以为荣地传诵着。当年，部队的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关于彭总的许多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痛恨阶级敌人，刚正无私、艰苦朴素的事情，这一切都使我深为所动。我是带着广大指战员强烈的崇敬心情来描绘彭德怀将军的形象的。他是来自现实斗争生活，也是来自广大指战员的心里。

　　我想，塑造为人民造福、使大地生辉的一代英雄的形象，不正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起码的职责吗？作者在这方面作各种尝试和探索，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像“四人帮”之流那样把战士们流的血当作污水来看待，是公平的吗？难道把中国人民精神上优美的东西摧残殆尽，才甘心吗？

　　总之，我写《保卫延安》的时候，没有什么能耐。我就是忘不了战士们，忘不了人民群众，忘不了那一场壮烈的战争，忘不了战斗生活对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流血斗争的历史。今天看来，它只不过如实地把那场伟大的斗争点滴地记录下来罢了。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还非得从中国的大地上扫除出去不可！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大家创造的；创作经验，是大家辛勤劳动而积累起来的。如果连这样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也要铲除消灭，那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希望呢？《保卫延安》是最先尝试着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小说之一，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过去了，在长篇小说领域里的这个方面，似乎是停滞不前。这是多么让人痛苦和百思莫解的文学状况啊！后代的人会愤怒地责问我们：

　　追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可以执笔为文的人，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份贫乏的文学遗产么？

　　林彪、“四人帮”的逻辑是：我说你写的是毒草，就是毒草；我说你是“黑帮”，你就是“黑帮”。但是，历史和客观现实，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违犯这铁的法则，谁就碰得头破血流，不管他地位多高，权势多大。

　　在解放初期，一本书印近百万册，比较少见。由此可知，群众并不厌弃它。可是一九五九年以后，这本书不叫印了。不叫印了就通知一下作者吧，不。作者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到了一九六三年后半年，我在乡村“社教”，听说有人下令叫烧毁这本书。要烧毁，通知一下作者好不好？不通知。不仅当时不通知，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通知我一声！最近，为了写这篇“后记”，我才费了一番功夫，请别的同志查出这样两份文件。现抄录如下：

　　文化部1963年9月2日〈63〉文出密字第1394号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应立即停售和停止借阅……立即遵照执行……

　　隔了不久，又急忙发出另一通知：

　　文化部〈64〉文群密字291号补充通知：……关于《保卫延安》一书……就地销毁……不必封存……立即遵照办理。

　　一声令下，烟火冲天；有的地方还派了保卫工作人员“监烧”，直到看到烧为灰烬为止，生怕有“胆大妄为之徒”，偷走一本，从而谬种流传，祸延子孙后代！

　　长夜深思：“焚书”是古已有之的，然而它在我们今天重演，这表明了什么呢？它表明中国人民灾难深重！后来我们大家经历的事实，不是极其惨痛地证明了这种看法吗？

　　当时，书是悄悄“销毁”了，可是并没有找什么麻烦。这也算是“宽大”吧！可是，一九六六年以后，那就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专政方式，名目繁多。早年，戴过“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现在换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年浴血奋战的地方，现在成了自己被侮辱“示众”的场所。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向我们吐唾沫，抛石头，而我们纵然有多少错误与弱点，但确是为了使他们能过人的生活，而含辛茹苦地战斗在这个世界上！说我因为写此书而“发了财”，其实《保卫延安》的稿费的百分之九十，交了党费和捐献给国家。吃每一顿饭，都要站在毛主席像下“请罪”，在恶声辱骂中，夹着碗，低着头，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人家规定好的“请罪词”……在生活的舞台上，我真是扮演了不少角色呵！

　　但是，这还只是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的范围里闹腾。紧接着，当时由“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不惜花费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那篇大作——《〈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一支毒箭便是号令，接着就万箭齐发。对这部作品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残酷围剿开始了。

　　从那时起，我的处境空前恶劣起来了，加在我身上的各种折磨手段也升级了。在长时期的摧残下，我的身心几乎到了被摧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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