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2)_周作人

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2)

　　Herzen的政治理想，是想合斯拉夫民族，设立一个联邦的共和国，波兰听他独立。他很赞成土地公有制；以为用了此制，将来容易改行社会主义的新制度，使俄国可以不受资本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压制。Herzen虽不是斯拉夫国粹党，但他的意见，也以为俄国社会革命，比欧洲各国更有好的希望，因为在俄国过去的迫压，还是较少些许。别国都经了多次变革，所以个人略一行动，便被过去的遗迹绊倒，阻了上进的路；俄国的个人，便没有什么“过去”来妨碍他。

　　Herzen比别人更懂得他们自己国民的心理。俄国人在善恶两方面，在积极的拥护人权，与消极的顺受两方面，都是绝对的。所谓自由政治，在他们看来，不过真的民权思想的赝品。他们知道专制或民主，不知道有什么折衷，什么调和。“旧酒瓶上的新标纸”，是不能使他们满足。君主的自由政治称作立宪政体，决不是俄国人所喜的。但Herzen反对国家，还不如无政府主义者一般，要完全将国家废去。他赞成“国民的结合”，却尚未说到“人类的结合”。据他说，国家自身本无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人民生活的有组织的机关；所以须顺应了人民生活的发达变化而改革。国家是人民的仆役，不是人民的主人，如西欧社会党所说的一样。

　　亚力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宣言，狠使Herzen喜悦，对于俄国将来大有希望，当时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家Tchernyshevski，也抱同一的乐观。Tchernyshevski的哲学的意见，是以Feuerbach的唯物论为本；他的对于将来社会的思想，则出于St．Simon与Fourier的学说。他也与Herzen相同，狠说乡镇土地公有制的重要。他说，在俄国这种制度人人都已晓得，容易实行社会主义；若在欧洲则土地私有制便狠足为梗。所以俄国可以立时行用共产制度，即不然，也狠可缩短私有制的期限。他的意见以为民众应有统辖政府的权；只因现在教育不足，所以改革只能从上而下。

　　但要行这种改革，从下发生的一种运动，或阴谋反抗，也是必要。各国民都有自决的权，所以不但波兰应该独立，便是Ukraine也应听其自主。Tchernyshevski的有名的小说《怎么好》（Tshto djelatj＝What is to be done？）在俄国革命思想上，也有实际的影响。这书是在狱中时为《现代杂志》而作，经检查官许可出版。因此可以想见书中并无明白确定的政治理论；但关于哲学，宗教，家庭生活，私有财产诸问题，隐隐地含着许多破坏的议论。当初官僚以为这是一种平常小说；但俄国读者能从夹行里寻出意义，于是检查官发了慌，将这书又禁止没收了。

　　Tchernyshevski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办法，成了一八六〇年以后起的一切革命主张的根本。俄国有知识的人，看出政府的无能，和他不肯废弃旧制度的情形，所以决心到人民中间去，寻出在这急剧改革上所必要的力量来。一八六一年Majkov发布他对于青年的宣言书，指出推翻专制，解决土地问题的绝对的必要。一八六二年土地与自由会（Zemlja i Volja）成立。这会的目的，是在求政治的自由，改造联邦，均分土地这几件事。

　　其时波兰革命已经发生，政府有了口实，可以大行反动的新政策。但在俄国此时，已没有什么迫害方法，能止住革命运动了。国内有知识的人，因为要避专制的毒害，多逃往外国，往瑞士的尤多；在那地方遇着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学的影响，受了一种新激刺，俄国革命运动愈加旺盛了。但他们还未得到一面旗帜，在这旗底下，大家可以聚集——Pyotr Lavrov便是为他们竖起这样一面旗帜的人。

　　Lavrov是俄国哲学家中最有科学思想的人。他不像前代人物，看重神学或玄学上的思索，他以为哲学的目的，是在研究事实，与从事实得来的推论。所以他专心研究历史社会学的哲学，和社会伦理的组织。他所想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个人的人格。Marx学说的枢轴，是经济的进化与生产力的发达；Lavrov学说的中心，是个人的进步与发展。照他的哲学说来，一切进步，全靠个人的物质上，知力上，道德上的发达；又因行用正当的社会组织，实现信实与公道才能成就。Lavrov所说的社会的幸福，实不过是造成这社会或这国家的个人的幸福；所以各人都有权利，可以变更现在社会的组织。有知识的精粹人民，从思想上得到确信，才真是历史的创造者；其余的因袭的奴隶，对于古来习俗传说，不加考察，一味盲从，都是历史以外的人物。

　　他们或者也有教化，有知识；但他们只用这知识来拥护现在的制度，并不仔细批判，只以为古来传下来的便都是好的，所以还只可称“有教化的野蛮人”，或是“高等文化的野蛮人”。Lavrov计算这种历史以外的人物，是主治的一班人；他们固执的不肯讲论法理，又竭力保守他们从历史的因袭上得来的特权。其余是穷苦的劳动者；他们为生存竞争所迫，每日仅够作工，没有工夫去思想考察。他们是文明的牺牲，是人类的“罪羊”。所以这是有思想的少数人的义务，应当去启发他们，明白他们不幸的原因；使他们能协力来改造历史，向进化的路走去，使个人的自觉与社会的共存（Solidarity），同时并进。

　　他在《历史论集》（Lettres Historiques）中说道——

　　“我们将到了这时期了，那时人类的理想，可以实现；个人本能的倾向，也可以使得与公众的幸福相调和。只有将人类组织成一个和合的大团体，用公益公理互相系住，这样才能造成个人的幸福。”

　　那时人能战胜生存竞争，战胜动物世界，能够将批判思想压服自然；这乃是真的进步的根基。但要做这事，孤立的思想家，没有什么力量；他必须依托着在那里作工受苦的民众才可。凡是有知识的少数人孤立存在的时候，文化必然消灭。试引古代文化为证，其时民众居于奴隶的地位，不懂得文化的内面的意义，所以并无要护持文化的意思；所谓超人的一个等级译者案谓贵族，自己掘了一道沟，同民众隔开，造成他自己的灭亡。

　　反过来说，便是凡有关心个人的发展与公众的幸福的人，都应该从他们的Pisgah山顶译者案《旧约》里摩西登高望乐土的地方下来，走进平民的大平原里，握着漂流人民的手，引导他们到乳蜜随处流着的乐土。凡是一种高等的文化，倘欲存在，必须以民治为基本；因为倘没有民众的帮助，文化必将灭亡，或遇着侵略的异族，野心的军阀，也不免立时颠覆了。

　　Lavrov有名的《历史论集》在一八六八年付刊，在革命运动上，造成极大影响。这部书将从前有知识的人蒙蒙胧胧的感着的思想，总结起来；对于“怎么好”这问题下了一个极明白确实的解答。Lavrov说，有知识的人对劳动阶级应有一种义务，因为他们全仗劳动者而生存，他们自己并不生产什么物质的财富。所以他们若仍然很傲慢高贵的同民众远隔，那时他们非但自私，在社会的意义上，简直已是无价值；他们就是自己宣告了对社会的破产，对于社会的债务无力偿还了。他们对于供给物质安乐的民众的债务，只有一法可以报答，便是投身于平民中间，顺应了他们现时的需要，永久的权利，与所有的力量，去启发他们。

　　有知识的人，不可迟疑犹豫，应该提倡民主主义，打倒那武功政治，建设起一个根据公理的新社会，新秩序。Lavrov说，现存的社会秩序，是极端的不道德。什么是“不道德”呢？对于这问题，Lavrov立下明决的答语：“凡阻碍个人的物质及精神的进步的发达者”，都是不道德。只有根据公理的社会，使人人为公众的幸福进步的发达起见，通力合作，纵使不能全灭人生的不幸，也竭力设法减少；这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道德的。所以Lavrov是个人主义者，又同时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学说，可以与Benoit Malon所创的La Socialisme Integral相比。Lavrov同Malon一样，将Kant的“纯粹义务”说，与唯物论派的自利说，一齐打消。他完全承认Malon的主张：“利他主义是我们新道德的根本；这道德既非神学的，也非玄学的，只是社会的罢了。”总而言之，Lavrov所要求的，不在部分的改良，乃是社会的急剧的变革。实行这个变革，至必要时，激烈的手段，也可以采用。

　　以上所说，是Lavrov从“智识阶级的破产”说引申出来的学说；他便将此来答俄国有知识的人的疑问。但对于这个“怎么好”的问题，Mikhail Bakunin所提出的答案，又是不同。Lavrov是Malon派的社会主义者，Bakunin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两方的意见便有点差异。Bakunin少年时候，很喜欢Hegel的哲学；这虽然也以自由说为根本，可是将他圈禁在精神的范围以内。在实际上，Hegel便为了国家，将个人牺牲了；因为他是承认国家万能的。他的学说到了俄国，无异于一种辩护专制的文章；所以Bakunin依据了Hegel哲学，觉得尼古拉一世的政治，还有理由。

　　便是德国人所创的最激烈的主义，内中也终脱不了崇拜强力的气味；我们顺便说及，也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Bakunin本系“北派”，就是十二月党的一派；但那时他还不十分热心这事，不很与闻，所以事发之后，他独逃脱了多数同党的“悲壮光荣的运命”。可是俄国人人心中所有的爱自由的心，终于醒了。他弃去了Hegel的正宗学说，加入新哲学派；这派名叫“Hegel左党”，对于祖师的专制政治与宗教的理想主义，都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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