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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1)


  英国Angelo S.Rappoport著(一九一七年七月The Edinburgh Review)

  人常常说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者,对于法国大革命,没有什么供献;即使Rousseau不曾著作,民主主义也早晚总要出现。不安不满足的精神,久已充满国内;一七五三年Lord Chesterfield到法国时,曾说所有政府大变革以前的征候,都已存在。所以Voltaire,Rousseau,Condorcet,Mably,Morelli等一群人,不过是发表这隐伏的感情,叫了出来罢了。但我想,这或者不如这样说,倒较为的确;法国哲学者将新思想散布在豫备好的熟地上,播了革命的种子。俄国的哲学者,对于本国,也正尽了同一的义务。俄罗斯——真的俄罗斯,不是Romanov家的俄罗斯——希望改革,已经长久了;俄国哲学家的功绩,便在指导他,使民众心里的茫漠的希望,渐渐成了形质。

  加德林二世的时代,十八世纪的政治,社会,哲学各种思想,在俄国得了许多信徒。但能完全理解Voltaire与百科全书派学说的人,却狠不多。只有结社的影响,较为久远。俄国秘密结社,并不违背基督教,反以此为根据;所重在个人的完成,对于政治社会的改革,还不十分置重,但在当日政治及社会思想上,也间接造成一种影响。他们竭力反抗国民的与宗教的狂信,自然不得不指出现存的弊害,判他的罪恶。他们的事业所以也就是破坏与建设两面。德国的党会,多有神秘性质;在俄国便变了一种伦理的组织的运动,聚了许多有思想,有独立的判断力的人,使他们在民众上,造成一种极大的影响。

  加德林二世时党会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Novikov。在他的报纸Utrenyj Sujet上,非但提倡高等的伦理思想,而且竭力攻击女王的外交政策,与因此引起的战事。他说,战争这事,除了自卫之外,是应该避忌的。加德林当初也是Voltaire的弟子,Diderot的朋友,所以也任凭他做这些博爱的事业。但法国革命起后,便变了心思了,她看了社会的独立思想的发表,都认作一种政治的煽动;所以会所一律封闭,Novikov虽然已是老年,也投入Schlüsselberg狱中了。他的著作,可以算是俄国独立思想的萌芽,希求自由的第一叫声。这思想还是蒙胧茫漠,又多偏于慈善的与伦理的一面,因为他还不敢将改造社会国家这两项,列入他的宗旨里去;但这总是一种破坏运动,在俄国造成独立的舆论,就为一切社会改革上供给一种必须的资料。

  在加德林的末年,微弱的声音,要求社会改革,渐渐起来了。俄国有智识的人,受了Rousseau影响,知道一切的人,本来都是平等,如今看了少数的人奢华度日,多数的人饿着,觉得不甚正当。这革命思想的前驱中最有名的,是Radishchev,曾经模仿Sterne的《感情旅行》,作了一部《莫斯科圣彼得堡旅行记》。他虽然反对专制,但不敢要求政治的改变;他只注重在说田村改革的必要。他并不组织什么党会,不过发表公同的意见。

  那时俄国有智识的人,受了西欧的哲学,政治,社会上各种主义的影响,大抵都是这样思想。可是他却因此终于被捕,审问之后,定了死刑;加德林算是很慈仁的,将他减罪,改为西伯利亚十年的徒刑。保罗一世将他母亲所罚的人,多放免了,也将他叫了回来。亚力山大一世又召他编订法律。但Radishchev觉得自己急进的意见,不能与当日的俄国相容,绝望厌世,在一八〇二年九月自杀了。

  俄国第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要算是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的起事。这是一群贵族军官所结的党会;他们在抵抗那颇仑并联军占据法国的时候,吸收了西欧自由的民主思想。这时候,他们对于亚力山大一世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从前的La Harpe译者案此人本瑞士人属法国查可宾党为亚力山大一世的师傅的弟子,于今缔结神圣同盟,变了一个极端的顽固党了。这群军官组织了一个秘密会,希望本国改行西欧自由的民主的制度。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的名称,便从此出——在伊撤街行了一个示威运动。这还未成熟的革命,终于压服,流了许多血;五个首领处了绞刑,其余的都送到矿洞里——帝制的干燥的断头台——去了。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的革命的爱国者。他们的动机,全是对于本国的爱情,热心希望那完全的独立。他们爱俄国的过去,爱历史上自强不挠的时代,所以他们希求平民议会的复活,Novgorod政府时代的独立强盛的再兴。十二月党虽然想采用西欧制度,但并非奴隶的模仿,原是主张依着本国情形,加以改变的。他们并不如大斯拉夫主义者一样,相信俄国有特别的使命;但对于国民的物质与精神的能力,却深信不疑。有几个主张君主立宪,有几个是纯粹的民主党人。对于当时的一派社会主义,大多数却是反对。

  宗教上全是自然神教的信者(Deists),他们承认,如望在俄国建设起政治和社会的新制度,只有革命这一法。这次革命虽然很残酷的压服了,可是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Herzen说,“伊撤街的炮声惊醒了全时代的人。”因为做了一个手势,便遭流徙;为了一句话,便遭绞死;俄国少年很勇敢的与专制战斗。虽然有政府的迫害,中古式的虐待苦刑,继以黑暗的压迫时代,那十二月党的思想,终于不能灭绝。好像一颗活的种子,埋在地下,等到三十年后,克利米亚战争的时候,又开起花来。

  专制政治能够钳制言论,但终不能禁止思想。俄国有知识的人,虽然嘴里不能高声说出,手里不能明写,但心里仍是想着。他们缓缓的,却又极坚定的积聚思想,又传播出去。有许多人,转入绝望,有如Lermontov所表示的;但也有许多人积极进行,借了批评或讽刺——这一种文学,在迫压的政治底下最容易养成发达——的形式发表他们的思想。他们不能批评政府的事,又不能直说出自由思想来,所以他们便做小说及喜剧:Gogol的《按察使》(Revizor)《死灵魂》(Myortvye Dushi=Dead Souls),Gribojedov的《聪明的不幸》(Groe ot Uma=Misfortune Out of Cleverness)诸书,对于官僚政治,都加以批评嘲笑。言论虽然受了钳制,但他们也想出方法,能在夹行里寄寓一种意义。俄国人因此养成了一种技术,为西欧人所不晓得的,就是翻弄那出版检查官的手段。

  其时Hegel的哲学,初在俄国出现,得了许多徒党。从官府一方面看来,这Hegel学说是一种保守派的主张,所以俄国政府也便不加禁止。于是德国的玄虚飘渺的形而上学进来,替代了法国哲学家的明白简洁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的思想。俄国社会不准像百科全书派一样的直接议论政治问题,便从德国哲学借了抽象的言语来用。这德国哲学在俄国的影响,很是有害;因为使人只是空谈理论,不着实际。

  但在当时也有益处,因为他使俄国思想家,因此能够用哲学的文句来说话,尼古拉一世的检查官,不大容易懂得。空想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只想从道德与精神的复活上,求出人类的救济;这种思想,也瞒了检查官的眼,混进国内。这样俄国哲学家暂能绍介新思想与读者,又用隐藏的文句,讨论宗教政治的根柢,各地方都有团体发生,讨论社会与政治各问题;Aksakov,Khomjakov,Herzen,Ogarev诸人,都在Stankeviltsh家中聚会。在这样空气中,十二月党播下的种子,才生了根,证明他的精神比暴力尤为坚固强大。

  克利米亚的大不幸,又使社会的不满,愈加增高。但尼古拉暴死,亚力山大二世即位,人心又略安静。政治的自由,与社会的平等诸问题公然可以讨论了。

  发表这种思想最有力的人,是Aleksandr Herzen,世间通称他为俄国的Voltaire。他的思想,很受着St.Simon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关于政治的改革,却多遵十二月党的意见。他又特别注意于解放农民这件事。他于俄国革命思想上,造成一个深长的影响;但论他气质,却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人;是传播理想的,不是创立学说的人。他是一个艺术家,又是革命的哲学家。他想推行他的理想,用“时间”的力量,不想用凶暴的方法。因此他和他的朋友Ogarev,都时常被人责备,说他们是消极的,不能做事,只会坐着悲叹。他们两人,曾在伦敦住过多时,发刊《北极星》与《钟》两种报章,主张各种改革,如解放农奴,废去检查官,许可言论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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