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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


  我近来常想能够有工夫写几节“畸人所知录”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点声名,当作是个奇人,但是据我所知的事实,却实在是平平常常的,觉得有说明的必要。第一个我便举出钱玄同来。

  钱夏字玄同,后来又名疑古玄同。我们认识他最初在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从太炎先生民报社听讲《说文》,那时他还用旧号曰“德潜”,及民国六年在北京相见,已改字曰玄同了。他的初期的特色是复古。文字他主张用小篆,事实上不可能,则改为用楷书的笔势写篆书,给太炎先生写刻《小学答问》,后来还有《三体石经考》,也是用的这笔法。写信也是“某人足下,近候何若,……”末了说“某顿首”。至于文章之拟古,那更不用说了。辫子去掉了固然很好,但也不固执的要梳头,只是这袍子马褂的胡服总是不好,要复古一下来穿“深衣”。这根据古书来复制,乃是白布斜领,着起来很有点像“孝袍”,看去有点触目。他却不顾一切,做了一件,穿了到教育司办公,不过这个我并没亲见,只是传闻如此罢了。

  第一期的“复古”做得很彻底。第二期便来个“反复古”运动,同样的彻底,不过传播得更广远了。自从“洪宪帝制”以后,一般有心的人都觉得中国这样情形是很危险的,非有一个大的变更不可,接着是欧战结束,便引起了中国的那新文化运动来了。《新青年》便当了这运动的代言人,标榜民主和科学,对于国内事物凡是旧的都在反对之列,举凡人家所称为国粹的,国学,国文,国医,国术,国剧,都被看作“国滓”,一律予以痛击。他的两句口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直为旧家者所痛心疾首,尤其是对于旧道德“纲常”之攻击,更被人视为“洪水猛兽”,欲得而甘心。

  最有名的林琴南的两篇小说,在《荆生》里假借了荆生这一个旧礼教的保护人,对这班人加以惩创,小说里的“金心异”这人,便是玄同,所以鲁迅后来的文章中,就以金心异作为玄同的外号。现在看起来,他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某些方面缺乏理解,这是缺点,但在他那时也是无怪的,当时如稍一让步,便是对于旧派承认妥协,再也不能坚持攻击了。正如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时候,鲁迅坚决地主张现代青年不必读旧书,一部也没有开,所以玄同也赞成将旧书扔进毛厕去。

  这极端的反复古主义,玄同坚持到底,虽然他在学术上仍旧弄他的文字学。至于经学,则仍然遵从老师崔觯甫的教训,相信今文说,别号“饼斋”,表示乃是“卖饼家”何邵公之徒。关于这一方面的学术问题,著有《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篇,最有价值,作为标点本《新学伪经考》的序文,登在原书上面。

  “经今古文学”的论争乃是反复古运动之一面,发见于经学方面的,在这问题上他坚持下去,一直没有变更,虽然在别的艺术上多少有些让步。他把自己的别号改作“疑古”,表示他的态度。照道理说来,康有为那种“新学伪经考”也是从疑古思想出发的,但是他更推得远一点,不但是经,便是史的方面,也都处处显得可疑罢了。他的思想显得“过激”,往往有人误解,觉得脾气一定乖僻,不好对付吧,其实是不然的,他对人十分和平,总是笑嘻嘻的。

  诚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气,假如要他去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要老实不客气的骂起来,叫人下不来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往来,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和他讨论现代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的。他反对国文和艺术,可是他藏书极多,对于古诗文亦多了解,又善书法,晚年写唐人写经,时时给人家书题封面。说起他来,常把他当作怪人,其实是很平常的,知识广博,趣味丰富,朋友不可多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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