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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


  蔡孑民的名字,在现今我们虽然熟习,但在那时候(约六十年前,正当光绪戊戌),老百姓中间,只知道有“蔡元培”的。他在那时不但是个奇人,简直还算得上是个怪物。他是翰林,却又是一个革命党。假如说是“康党”,就是“保皇党”,虽然在正统派看来也是乱党,到底也还讲得过去,但是他是排满的革命党,这道理便太费解了。一个人点到翰林,已是官了,正可竭力的爬上去,为什么还要这样乱搞,其居心真不可测了。所以关于他的目的,便有种种推测,一种传布得最广的说法,是说他主张“公妻”,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传说。但是这谣言是几时消灭的呢?我也不曾留意,事实是就这样消灭了,因为原来只是谣言,而且事实胜于雄辩,蔡孑民这人别的不说,道学气比较重,他于男女关系是向来不苟的。他在前清所著的书,流传下来的,乃是一册《中国伦理学史》。他受古人的影响第一个是俞理初,这是主张男女平权的,他说寡妇可以再嫁,反对守节,那么那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源的了。

  蔡孑民于革命之后,担任教育总长,他一上台就废止读经,停止祭孔,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儒教的势力一蹶不振,虽然有好几次反动,也总翻不过来了。他的大主张是“美育代宗教”,但这没有多大成功,因为宗教总是宗教,归根结蒂脱不了迷信,不是美术或是什么别的东西所替代得来的。

  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大学教育。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却是很有效力,也是最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年(一九一六),袁世凯刚死,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

  北京大学里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古”和“中”而已,加“今”和“外”这两部分,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添新的人和新的科目,于是经史子集之外,有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复辟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加添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他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讨嫌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这当然完全是谣言。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绰号蔡孑民叫“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

  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是猛攻,后来由林琴南来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等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无法干涉。两面相持不下,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干涉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的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蔡孑民后来又做过大学院院长,没有做出什么事来,他的成绩要算在北京大学为最大了。但是,我重复的说,他的古今中外的主张,只有在那时适用,也最著成效,但即此一节,也就够了。他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异己分子,在抗战期间也没有到重庆去,是一九四〇年在香港九龙去世的。他是我们的前辈,但并不摆架子,也很有风趣,曾作打油见和,末云:“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其时已年七十,可见兴致还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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