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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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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疑》甲集四卷,刘家龙著,道光丙午年刊,至今刚是一百年。著者履历未详,但知其为山东章丘人,此书汇录壬寅至乙巳四年中读书札记,刊刻与纸墨均极劣,而其意见多有可取者。如卷四云: “通天地人谓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术。或问通人而不通天地则何如,余曰,此非儒所能,必尧舜孔子也。尧不自作历而以命羲和,孔子不自耕而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儒之止于儒者,正以兼通天地也。” 此言似奇而实正,兼通天地未必有害,但总之或以此故而于人事未能尽心力,便是缺点。从来儒者所学大抵只是为臣之事,所谓内圣外王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及科举制度确立,经书与时文表里相附而行,于是学问与教育更是混乱了。卷四云: “孔子雅言,《诗》《书》执《礼》而已。《易》则三代以前之书,《春秋》则三代之末所用,故皆缓之也。场屋之序,考试之体,非为学之序也。” 卷二云: “周礼以《诗》《书》《礼》《乐》教士,孔子以《诗》《礼》训子,而雅言亦止添一《书》。程子曰,《大学》入德之门,亦未言童子当读也。朱子作《小学》,恐人先读《大学》也。自有明以制义取士,三岁孩子即读《大学》,明新至善为启蒙之说矣,遂皆安排作状元宰相矣。” 又卷一云: “灵台本游观之所,而于中置辟雍,泮林亦游观之地,而于中置泮宫。孔子设教于杏坛,曾子亦曰无伤我薪木,书房之栽花木,其来远矣。今则科场用五经,无暇及此,亦时为之也。” 卷二讲到以经书教子弟,有一节云: “金圣叹曰,子弟到十余岁,必不能禁其见淫书,不如使读《西厢》,则好文而恶色矣。或曰,曲终奏雅,曲未半心已荡,奈何,不如勤课以诗书。然吾见勤课者非成书呆,即叛而去耳,要之教子一事难言哉,唯身教为善耳。父所交皆正人,则在其所者皆薛居州也,谁与为不善。” 末了说的有点迂阔,大意却是不错的,他说教子一事难言哉确是老实话,这件事至今也还没有想出好办法,现代只有性教育这一种主张,其实根本原与金圣叹相同,不过有文与实之分而已。前者凭藉文人的词章,本意想教读者好文而恶色,实在也不无反要引人入胜之虞,后者使用自然的事实,说的明白,也可以看得平淡,比较的多有效力。刘君对于圣叹的话虽然不能完全赞同,但他觉得子弟或不必给《西厢》读,而在成人这却是有用的。如卷四云: “何谓圣人?费解之书爱之而不读,难行之书爱之而不读,是圣人也。食粪土,食珠玉,其为愚人一也。邪淫之书却不可不读,蔬食菜羹之味不可不知也。故圣人不删郑风。” 又卷一云: “余喜作山歌俗唱梆子腔姑娘柳鼓儿词,而不喜作古近体诗,尤不喜作试帖。孔子言思无邪,又曰兴观群怨,皆指风言。山歌俗唱,风也。古近体,雅也。试帖,颂也。今不读山歌俗唱梆子腔梆子戏者,想皆翻孔子案,别撰尧舜二诗置于《关雎》前者也。若此之人,宜其胸罗万卷之书,谙练历代之典,而于人情物理一毫不达也。” 这个意思本是古已有之,袁中郎在所撰《叙小修诗》中云: “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此种意见看似稍偏激,其实很有道理,但是世人仍然多做雅颂,绝少有写山歌者,乃是因为真声不容易写,文情不能缺一,不如假古董好仿做也。卷三有一则云: “杨墨佛老皆非真邪教也,由学术之偏而极其甚者也。《吕刑》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地天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书几卷,乃千古邪教之祖也,其书虽不传,以其字义揣之,殆今之《阴骘文》《功过格》也。尧舜于地天通则禁绝之,今之富民于《阴骘文》《功过格》则刻之传之,可谓贤于尧舜矣。” 案《尚书》注云,使民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今谓是邪教经典似无典据,唯其排斥《阴骘文》《功过格》的意见我极为赞同,中国思想之弄得乌烟瘴气,一半由于此类三教混合的教义,如俞理初所言,正可谓之愚儒莠书也。刘君深恶富民之传刻邪教之书,不知儒生的关系更大,近代秀才几乎无不兼道士者,惠定宇尚不能免,即方苞亦说骂朱子者必绝后,迷信惨刻,与巫道无异,若一般求富贵者非奔走权门则唯有乞灵于神鬼,此类莠书之制作宣扬传布皆是秀才们所为,富民不过附和,其责任并不重大。鄙人不反对民间种种祷祀,希求得福而免祸,唯一切出于儒生造作之莠书曲说至为憎恶,往见张香涛等二三人言论,力斥扶乩及谈《阴骘文》等为魔道,今又得刘君,深喜不乏同调,但前后百年,如《笑赞》中所说,圣人数不过五,则亦大是可笑耳。 书中多有不关重要问题,随笔记录者,自具见解,颇有风趣,虽或未必尽当,亦复清新可喜。如卷一云: “古者以萧为烛,如今之火把,故须人执之也。六代时已有木奴,代人执烛。杜诗,何时秉银烛,银已是腊烛矣,何用人执之耶,而韩忠献在军中阅文书,执烛之卒爇其须,则何故耶。谀墓者空中楼阁,修史者依样壶卢,类如此。” 又卷三云: “古人祭祀纳金示情,唐明皇东封金不足用,张说请以楮代之,此纸钱之始也。吴穀人《墦间乞食》诗云,归路纸钱风,可谓趣矣,若据为用纸钱之考证则呆矣。” 又云: “《聊斋》者不得第之人故作唱本以娱人耳,后人尊之太过,反失其实矣。即如其首篇《考城隍》云,堂上十余官,唯识关壮缪。夫红脸长须者戏台之壮缪耳,其本来面目亦如此乎。乡人入朝房,谓千官皆忠臣,问何以知之,曰奸臣皆满脸抹粉也。《聊斋》之言与此何异。又如有心为善,善亦不赏,岂复成说话乎。” 此处批评蒲君,似乎太认真,但亦言之成理。古语云,先知不见重于故乡,《聊斋》恐亦难免此例。若武松之在清河,张飞之在涿州,则又是别一例,盖英雄豪杰唯从唱本中钻出来的乃为群众所拥戴,放翁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即其反面也。 “颜路请子之车,是时孔子之年七十二矣,是孔颜老而贫也。孟子后丧逾前丧,是老而富也,其故何也。春秋之君不养士,故郑有青衿,刺学校废也。战国之国争养客,故鸡鸣狗盗皆上客也。士即筮仕,亦止为小官,而所任则府史之职,但作文章而已。故孔子主颜雠由,而其告哀公曰,尊贤不惑,敬大臣乃不眩也。客则直达于君,而受虚职焉。故孟子馆于雪宫,又馆于上宫,且为客卿而出吊也。是则春秋无客,战国无士矣。古之人君不甚贵,臣不甚贱,故不分流品,春秋尚然,至战国则君骄臣谄,臣不敢任事,亦不能任事,而有才者皆为客矣。此书院之膏火所以廉,而称知县曰父师,幕客之束修所以重,而称知县曰东家也。孔子必闻其政,则子禽以为奇事,孟子传食诸侯,而景春谓其不急于求仕,皆此之由也。” 这一则在第四卷之末,说孔孟贫富的原因很是详细,说得像煞有介事的,觉得很有意思,中间书院膏火与幕友束修的比较更为巧妙,著者的深刻尖新的作风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上边所引的文章里边,这一则似乎最漂亮,一面说起来却也是比较的差,因为这样的推究容易出毛病,假如材料不大确实,假设太奇突,心粗手滑,便成谬说。我们这里引了来看他怎么说,并不要一定学他说,重要的还是在前边的那几节,其特点在通达人情物理,总是平实无弊者也。 乙酉年五月二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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