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谣乐府中的歌谣(2)

乐府中的歌谣(2)

　　《乐志》又说：“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徐嘉瑞先生说：“相和类的内容，很是丰富。所采取的材料，方面也很宽广。从宫廷、帝王、后妃起，一直到兵士、走卒、旷夫、怨女，凡社会所有的事，大概都有。”（《中古文学概论》五二页）中国叙事诗甚少，相和歌中却不算少。徐先生分相和歌为七类：

　　一、社会类，如《箜篌引秋胡行》，《孤儿行》，《陇西行》。

　　二、征战类，如《饮马长城窟行》。

　　三、写情诗类，如《陌上桑》，《相逢行》，《艳歌行》。

　　四、神秘类，甲、理想的，如《王子乔》，《长歌行》，《董逃行》；乙、恐怖的，如《薤露歌》。

　　五、颓废类，如《西门行》，《野田黄雀行》，《满歌行》。

　　六、历史类，“宫廷”如《王明君》。

　　七、社会道德类，这是道德韵文，出于俚谚。如《猛虎行》，《君子行》。

　　这里所论的相和歌，是当作与清商曲二为一的。

　　《乐府诗集》六十一云：“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于佛老，或出自夷虞，兼收并载，故总谓之杂曲。”

　　《杂曲》之所以为杂曲，是音乐的关系；其内容和《相和歌》大同。现存汉曲甚少。《焦仲卿妻》最著，是古代仅有的长叙事歌。

　　所谓汉曲，除“汉铙歌”明题为汉外，其余都指《乐府诗集》中所谓“古辞”而言。“古辞”之名，始见于沈约《宋书》，他说：“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歌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但此时似乎只指相和歌。到后来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便把这范围扩大起来，不以相和歌为限。不过，他对于这名词的应用很是随便。你说他限于汉代的罢，后来的《西洲曲》、《长干曲》等，却也叫做古辞。你说他限于无名氏罢，班固的《灵芝歌》，却也叫做古辞。就大体看来，他大概限于汉代无名氏的作品，《西洲曲》及《灵芝歌》等可算做偶然的例外（采《乐府古辞考》中语）。梁启超先生的《中国美文及其历史》稿中说这些古辞大都是东汉的产品，因为汉哀帝废了乐府官（详下），乐府所存多应散失；东汉时文人多喜此种诗，起而摹拟之，因而保存的便多了。但班书《艺文志》著录的乐歌甚多，他是东汉初的人，可见那时这些东西还在。——可是也可说《艺文志》原据刘歆的《七略》，刘歆时这些东西还在，班固时却就难说。

　　《乐府诗集》二十六云：“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是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这是汉乐歌的组织可考见者。同书四十三云：“《宋书·乐志》曰，‘《大曲》十五曲……’，其《罗敷》（即《乐府相和曲》之《陌上桑》古辞），《何尝》（即《瑟调曲》之《艳歌何尝行》辞），《夏门》（即《瑟调曲》之《步出夏门行》魏明帝辞）三曲，前有艳，后有趋；《碣石》（即《步出夏门行》魏武帝辞）一篇有艳；《白鹄》（即《艳歌何尝行》古辞），《为乐》（即《满歌行》），《王者布大化》（即《瑟调曲》之《棹歌行》魏明帝辞）三曲有趋；《白头吟》（《乐府》在《楚调曲》，古辞）有乱。……按王僧虔《伎录》，《棹歌行》在《瑟调》，《白头吟》在《楚调》，而沈约云同调，未知孰是。”

　　这些歌《宋书》都列入《大曲》，《乐府》却分列入《相和曲》及《瑟调曲》，真是“未知孰是”，暂不论。可注意的是：（一）艳与趋在音乐上似乎是独立的，所以可以要可以不要。如《夏门》《碣石》本是一调，一个有艳与趋，一个就只有艳。又如《为乐》，《王者布大化》只有趋而无艳（《白鹄》实有艳，见《宋书》该曲下小注，见下引），也是一例。（二）艳趋之间是本曲；有时很短，如《夏门》的本曲只有两句八个音。最可异的是《白鹄》，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二解）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穨！（三解）

　　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道远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念与”下为趋曲，前为艳）

　　“念与”上全是艳，别无本曲；因此本是艳歌，当然无本曲可言。这种或是通用的艳与趋，亦未可知。乐府三十九引《古今乐录》云：“艳歌行非一，有直云艳歌，即艳歌行是也。若《罗敷》、《何尝》、《双鸿》、《福钟》等行，亦皆艳歌。”《双鸿》《福钟》已亡。大概这种通用的艳歌是不很少的。（三）艳可有解数而趋没有。解就是《诗经》中的章。《古今乐录》曰：“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解在乐歌中是很要紧的。至于“乱”，则古已有之。《鲁语》（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韦昭注曰：“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诗者歌也，所以节舞；曲终乃变章乱节，故谓之乱。”《论语类考》引许谦曰：“乱有二义：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为乱，是以辞言也。曲终变章乱节，是以音言也。”（见《四书·经注集证》）既云歌以节舞，自然该是以音为主。《论语·泰伯》篇也说到“《关雎》之乱”。《楚辞》中大部分也是有乱的，但那是个人之作，大约可以说是以辞为主的。至于相和歌辞的乱，今举《孤儿行》为例：

　　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艳、趋、乱虽有意义，其作用似乎只是乐调的关系。就其位置而言，它们都是和声。《乐府》已明言之了。

　　《乐府》或行于西汉，哀帝时曾加取缔，但没有用。《礼乐志》云：“河间献王有雅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即位，下诏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音兴。……郑卫之音兴则淫僻之化流。……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当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覆，把“乐府”中八百二十九人之中，裁去了四百四十一人。《汉书》记此事，接着说：“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这可见当时俗乐民歌势力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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