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谣诗经中的歌谣

诗经中的歌谣

　　《诗经》所录，大抵全是周诗（商颂亦是周诗，论者甚多，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中有《说商颂》一文，可参看），这是我们最早的诗歌总集，也可说是我们最早的唱本。《诗经》以前，虽还有好歌谣，都靠不住；比较值得讨论的，前章中均已说过。我们现在讲歌谣的历史，简直就从《诗经》起头好了。

　　顾颉刚先生有《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一文（《歌谣》三九），他说：

　　《诗经》三百五篇中，到底有几篇歌谣，这是很难说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说“风”“雅”“颂”的分类即是歌谣与非歌谣的分类，所以风是歌谣，雅颂不是歌谣。这就大体上看，固然不错，但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这句话只是一个粗粗的分析而不是确当的解释。

　　我们看《国风》中固然有不少的歌谣，但非歌谣的部分也实在不少。……因为是为应用而做的。反看《小雅》中，非歌谣的部分固是多，但歌谣也是不少。……

　　《大雅》和《颂》，可以说没有歌谣。（《国风》与《小雅》的界限分不清，《小雅》与《大雅》的界限分不清，《大雅》和《颂》的界限分不清，而《国风》与《大雅》和《颂》的界限是易分清的。……）其故大约因为乐声的迟重，不适于谱歌谣；奏乐地方的尊严，不适于用歌谣。《小雅》的乐声，可以奏非歌谣，也可奏歌谣，故二者都占到了一部分。——这是我的假定。

　　我始终以为诗的分为风雅颂，是声音上的关系，态度上的关系，而不是意义上的关系。……音乐表演的分类不能即认为意义的分类，所以要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来，应就意义看看一首诗含有歌谣的成分的，我们就可说它是歌谣；风雅的界限可以不管，否则就在《国风》里也应得剔出。

　　再有一个意思，我以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凡是歌谣，只要唱完就算，无取乎往复重沓。惟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太短了觉得无味，一定要往复重沓好几遍。《诗经》中的诗，往往一篇中有好几章都是意义一样真，章数的不同只是换去了几个字。我们在这里，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来的歌谣，其他数章是乐师申述的乐章，如：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这里的“皎、皓、照”，“僚、懰、燎”，“窈纠、忧受、夭绍”，“悄、慅、惨”，完全是声音的不同，借来多做出几章，并没有意义上的关系（文义上即有不同，亦非谱曲者所重）。在这篇诗中，任何一章都可独立成为一首歌谣；但联合了三章，则便是乐章的面目而不是歌谣的面目了。（顾先生后来写《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补充这一段所说，相信由徒歌变成的乐歌不都是一篇中惟有一章是原来的歌词。）

　　我们在这里，要从乐章中指实某一章是原始的歌谣，固是不能；但要知道那一篇乐章是把歌谣作底子的，这便不妨从意义上着眼而加以推测。虽则有了歌谣的成分未必即为歌谣，也许是乐师模仿歌谣而做出来的；但我们研究之力所可到的境界是止于此了，我们只可以尽这一点的职责了。

　　顾先生别有《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长文（《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十、十一、十二），说得极为充畅。但他坚执那些整齐的歌词，复沓的篇章，是乐工为了职业而编制的；我们觉得还可商榷。他说“古代的成人的抒情之歌极复沓”；又说“古代徒歌〔歌谣与非歌谣〕中的复沓是可以有的，但往往用在对偶、反复、尾声，而不是把一个意思复沓成为若干章。”又今日的成人的抒情之歌也极少复沓，复沓的只是儿歌和对山歌。他又引吴歌《跳槽》和《玉美针》的乐歌和徒歌，证明徒歌简而乐歌繁；引《五更调》及《十二月唱春调》，证明乐歌的回环复沓，是由于“乐调的不得已”。顾先生的主要观点是以今例古，这是不很妥当的。我们可以说，古代成人的抒情的歌有些也和今日的儿歌和对山歌一样，是重章的；证据便是《诗经》。至于今日成人的抒情的歌，则已进化，所以重章只遗留在儿歌和对山歌里了。这个“进化”的解释，我想也许较自然些；今古遥遥不相接，究竟难以此例彼的。

　　至于五更与十二月，原是自然限制，无所谓“乐调的不得已”；《诗经》中也绝无相同的例。要说“乐词的不得已”，《跳槽》和《玉美针》两歌，倒是适当的例子；但也只能证明徒歌不分章，乐歌是分章的，又乐歌中添了些“衬字、叠字、拟声”而已。至于整齐的歌词，复沓的篇章，是乐歌的特色，所以别于徒歌，这一层却并未能证明。这两歌的情形和乐府很相像。乐府所载入乐的歌，与本辞相较，确多用些重叠；但也只增加句子，分分解数，并不如顾先生所说，将一意重叠为数章；而且乐歌还往往不及本辞整齐呢。《诗经》与乐府的时代相去不远，乐府入乐的办法或与《诗经》有关，亦未可知。顾先生文中所举别的证据，足够使我们相信《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相信徒歌改为乐歌时，乐工重加编制。但他将编制的方法说得太呆板了，倒反不能自圆其说了。他对于《葛生》一诗，也知道不能应用他的原则，但他却还要坚持那原则，发挥下去，这未免有些偏了。

　　怎么知道《诗经》中有一部分是徒歌变成的乐歌呢？顾先生说：“因为王制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敬，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在这些话里，是说《诗经》中一部分诗是从徒歌变为乐歌的。但这些话都是汉代人的，未必一定可靠。我所以还敢信它们之故，因为汉以后的乐府有变民间徒歌为乐歌的。”

　　我以为采诗观风之说，未必可信。但乐工们为职业的缘故，自动或被动地搜集各地的“土乐”（《国风》）以备应用，却是可能的。也许鲁国最讲究这层，所以搜集保存的独多，便成了传到现在的《诗经》。这虽是揣测之谈，但也有些证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季札到鲁国观乐，乐工所歌的与《诗经》几乎全同，这可见鲁国乐的著名与完备了。

　　顾先生据《仪礼·乡饮酒礼》而知古代典礼中所用的乐歌有三种：（一）正歌，（二）无算乐，（三）乡乐。正歌是在行礼时用的；无算乐则多量的演奏，期于尽欢；乡乐则更随便，有什么是什么了。“乡乐”一名应该作乡土之乐解。因为慰劳司正是一件不严重的礼节，所以吃的东西只要有什么是什么，听的东西也只要点什么是什么。乡土之乐是最不严重的，故便在那时奏了。其实我们不能分乐诗为“典礼所用的”与“非典礼所用的”，我们只能分乐诗为“典礼中规定应用的”与“典礼中不规定应用的”。正歌一类是典礼中规定应用的；至于“无算乐”，“乡乐”，以及《左传》中所记的杂取无择的赋诗，是典礼中不规定应用的。规定应用的，大都是矞皇典丽的篇章，不出《南》《雅》之外；不规定应用的，不妨有愁思和讽刺的作品，《邶》《鄘》以下和《雅》中的一部分，便作此等用。

　　孔子曾说了两次“郑声”。《卫灵公》篇云：“颜渊问为邦。子曰：‘乐则韶舞，放郑声，……郑声淫……。’”《阳货》篇云：“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孔子是正《雅》《颂》的人，他说“郑声乱雅乐”，“正”和“乱”正是对立之词；雅乐既是指《雅》《颂》，则别正声于雅乐之外，似乎他是把“郑声”一名泛指着一般土乐。（《国风》）所以有此假设之故，因为《汉书·礼乐志》中的纪事，也是把燕代秦楚各地的音乐都唤做“郑声”的。而真正郑地的乐工在西汉乐府中倒反没有。从《礼乐志》里，并可见此类乐调单言则于“郑声”，叠举则为“郑卫之音”。“郑声”一名如此用法，成了一个很普泛的乐调的名字，正如现在所说的“小调”。因为其中以郑国为最著名，所以总称为“郑声”（以上节录顾先生原文）。也便是“典礼中不规定的”那些乐歌了。

　　陆侃如先生的《诗经研究》稿本用王质程大昌之说，将“南”与《风》《雅》《颂》并列，为《诗经》的四体，以为都是乐名。顾先生《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中所说也相同。陆先生研究的结果，以为今本《诗经》的次序应该翻过来，现在《南》最前，《风》次之，《雅》又次之，《颂》最后。其实《颂》的时代最早，《雅》次之，《风》又次之，《南》最晚出。他有一表，示四体发生的先后：（“表”见下页）

　　自周民族灭商，代兴以后，最初起的诗是舞歌和祭歌，即所谓“周颂”是。《颂》声寝息，《雅》诗便渐渐兴起。因为音乐的关系，分为大小二种。《大雅》为西周的作品，《小雅》为西周末年及东周初年的作品。《小雅》与《国风》差不多同时，《国风》略后。《国风》共十三国，但邶鄘之诗已亡（现在的邶鄘二风，实系卫风），现存仅十一国。可分为五种：《豳》《桧》全系西周之诗，为第一种；《秦风》为东西周之交之诗，为第二种；《王》《卫》《唐》为东周初年之诗，为第三种；《齐》《魏》为春秋初年之诗，为第四种；《郑》《曹》《陈》为春秋中年之诗，为第五种。这与今本《诗经》次序不同，是比较合理的次序。

　　中国歌谣

　　东迁以后，长江流域对于古代文学有很大的贡献，所谓二《南》是。《国风》的十一国，是环绕着东都的：豳秦在其西，魏唐在其北，卫齐在其东，郑陈桧曹在其南。因迁都的关系，文化的中心点也向东南移动，故现在的河南一省实为古代诗歌最盛的地方。同时楚国渐渐强盛——“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文化的程度也渐渐的增高。在东周之世，实在是一个楚民族与周民族对峙的局面。二《南》便是东迁后的楚诗，可以谓之楚风。诗经时代五百年的大势约略如此（以上大部分系陆先生原文，考证从略）。

　　《小雅》存七十四篇，陆先生就其内容，分为祭祀诗、燕饮诗、祝颂诗、讽刺诗、抒情诗、史诗诸种；抒情诗又分为政治的，非政治的两种。非政治的，大致是说亲子、夫妇、朋友之爱的；政治的抒情诗与讽刺诗之别，一是重在自己，一是重在别人。顾先生以为凡关于典礼的诗，都是为应用而做的，所以不能算作歌谣。但此层也当分别论之。现在的歌谣里，仪式歌不少；古代比现在看重仪式得多，一定说歌谣里不能有仪式歌，怕也不甚妥当。例如《白驹》自然不是歌谣，但《斯于》，就很像民间作品了。就陆先生所分的说，大致讽刺诗里可以说没有歌谣，其余就都难论定；自然，抒情诗里，歌谣应该多些。其实顾先生的话，现在也只能供参考，不能即成确定不移之说；陆先生的话也是如此。

　　《国风》一百三十五篇，二《南》二十五篇，共一百六十篇。这十二国各有各的特点。《汉书·地理志》云：

　　“故秦地，……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言车马田狩之事。

　　河内本殷之旧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

　　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

　　陈国……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

　　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虖嶩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舒缓之体也。

　　这里所录，皆是与《诗》有关的。除《桧》《王》《曹》三风及二《南》外，皆已论及。陆先生研究的结果，与此可以参看。他说《豳风》重农，《秦风》尚武，《王风》多乱离之作，《卫风》《郑风》《陈风》善言情；《唐风》黯淡，多及时行乐之咏；《魏风》多讽刺，是社会或政治状况的反映。《曹风》多政治的诗，《蝣蜉》一篇，则为忧生之嗟。二《南》多言情之作，《桧》《齐》也如此。谢晋青先生《诗经之女性的研究》里说十五《国风》中，经他认为有关妇女问题的，共八十五篇。其中最多的为恋爱问题诗，其次即为描写女性美和女性生活之诗，再其次就是婚姻问题和失恋的作品。照谢先生的计算，有关妇女的诗，竟占了《国风》和二《南》的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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