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3)

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3)

　　然而事实上已“发现了这种倾向”，李氏的信便是一个证据。这封信是给《太阳月刊》（现已停刊）的钱杏邨氏的。他们辩论的中心是蒋光慈氏的革命文学理论。事情是这样：李氏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里批评蒋氏《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未见，大约是载在《太阳》上的）；钱氏出来为蒋氏说话，在《太阳》上给了李氏一封公开信。李氏于是有这封信回答他。这一回辩论的主要论点，可用这封信里李氏自己所引他那篇论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

　　“我们分析蒋君犯了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他把文学仅作为一种表现的——观照的东西，而不认识它的实践的意义。”

　　这种“表现”与“实践的意义”的争执，或说“表现”与“宣传”的争执，其实也还是理论的彻底与否的问题，并非实践的实践；大约文学本是纸上的东西，彻底也只能彻到此处为止罢。在这封信里，附带着一个“关于革命文学的历史的问题”。李氏在那篇论文里说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氏的《革命与文学》“是在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钱氏却说，在这篇以前，蒋氏“已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革命文学的著作”。这虽是事实，但蒋氏的作品，似乎未曾得一般的注意；他所办的《春雷月刊》，李氏说“问了许多人，他们连这个名字也不知道。”郭氏那文载在《创造月刊》（一卷三期）上，影响较大；但他那时也还没有明切的主张。革命文学运动，是直到成氏一文以后才有的。又创造社虽与《太阳月刊》有上述的不同，但他们仍“始终把《太阳》认作自己同志”。另有《泰东月刊》，也谈革命文学（未见），他们曾提出“革命文学家到民间去”的口号。成仿吾氏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创造》月刊一卷十号）里批评他们道：

　　“在我们的革命的急速的发展中，我们的文艺界，同我们的政界一样，真有不少的人在很远的后边气喘喘地追随着。他们有时候昏倒在途中，会发出些奇怪的议论来使你莫名其妙。这种可怜的追随派，他们艰难的追随，我们不难想像，也不难谅解。”

　　所谓“奇怪的议论”，便是那句口号。照那句口号说，“革命文学家”便是在“民间”之“外”的了。这虽然也是彻底与否的问题，但两者之间相差更甚了。现在我得回过来说一说钱杏邨氏。他有《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一书（泰东印），评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四人。这似乎是应用革命文学原理的第一部批评的书。其中《鲁迅》一篇中，有《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个题目；在《太阳》或《我们》上发表以后，曾引起许多的讨论。钱氏是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二三页）；而“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二四页）

　　说到技巧或形式，革命文学派也有他们的主张。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里，成仿吾氏说现在的语体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与现实的语言相离太远。他说：

　　“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

　　但怎样地“接近”呢？他没有说。后来《文化批判》上论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见《非革命文学》中引，大约是李初梨氏的话），才举出四个细目：（一）讽刺的，（二）暴露的，（三）鼓动的，（四）教导的。钱杏邨氏在《论〈阿Q正传〉的技巧》时也说：

　　“现在的时代不是阴险刻毒的文艺表现者所能抓住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是纤巧俏皮的作家的笔所能表现出的时代……”

　　这是消极方面。《太阳月刊》在积极方面提倡过俄国的新写实主义。（七月号上有《到新写实主义的路》一文，未见）茅盾氏在《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十九卷十号）里曾说起这种新写实主义，现在转录于下：

　　“……只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新写实主义起于实际的逼迫；当时俄国承白党内乱之后，纸张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报纸的文艺栏都只有极小的地位，又因那时生活的压迫是紧张的疾变的，不宜于弛缓迂回的调子，那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适合于此种精神律奏和实际困难的文体，那就是把文学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简练起来，省去不必要的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使成为短小精悍，紧张，有刺激性的一种文体，因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电报，所以最初有人戏称为‘电报体’，后来就发展成为新写实主义。”

　　以上种种理论，不论曾经说明与否，大部分是不出苏俄的范围的；这只要看过前面所举的几种译著，也就可以知道。所以郁达夫氏在《大众文艺》（现代书局印）第一期《大众文艺释名》中，影射地说：

　　“……我们的良心还在，……决不敢抄袭了外人的论调主张，便傲然据为己有，作为专卖的商标而来夸示国人。”

　　但创造社却说，这是“经济的基础之变动”决定了的“文学这意识形态的必然的变革”（《全部的批判之必要》），或说，这是“历史的内在的发展”。（已见上）

　　有一位梅子氏鉴于“革命文学毒焰正炽”，将一些“非革命文学的文章，收集成书”，就叫做《非革命文学》。（上海光明书局印）其目录如下：

　　我为什么要编辑这部书（梅子）
　　文学与革命（梁实秋）（《新月》）
　　革命文学问题（冰禅）（《北新》）
　　革命文学评价（莫孟明）（《现代文化》）
　　革命文学论的批判（谦弟）（同上）
　　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谬误（尹若）（同上）

　　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侍桁）（《语丝》）
　　无产阶级艺术论（忻启介）（《流沙》）
　　检讨马克思主义阶级艺术论（柳絮）（《民间文化》）
　　艺术家当面的任务（谷荫）（《畸形》）
　　艺术家的理论斗争（柳絮）（《民间文化》）
　　拉杂一篇答李初梨君（甘人）（《北新》）
　　“醉眼”中的朦胧（鲁迅）（《语丝》）

　　梅子氏那文的第一节说：

　　“革命文学是什么？很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之一种。所谓‘革命文学’，完全离开了文学的本质——以及一切艺术的——而是借文学为名以作一种政事的工具。换句话说：革命文学，就是变形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他们的所谓为无产阶级求得解放，这纯全是一种欺骗，笼络，如俄罗斯十月革命前的时代一样。而况，中国，是的，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者，都是在行为与事实上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上落伍了而来作一种间接宣传的。申言之，革命文学是远离了文学之本质的，彼等的诗歌，仅只是标语，彼等的小说，戏剧，仅只是一些宣言。”（一页）

　　他在第四节里又说：

　　“你为文学的人们，且请面对面地生活下去吧！——认识你的生活吧！”（四页）

　　我们可以推知编者是以“文学本质”及自我表现为立场的。

　　书中所收集的文章，我参照编者的意见（二、三页），将它们分为三派：

　　（一）语丝派他们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趣味和美学等为立场。编者似乎也近于此派。鲁迅氏一文，虽只是消极地“讥讽嘲弄”，文字却写得最好。他的警语是：

　　“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一二八页）

　　他讥讽创造社所谓“艺术的武器”是：

　　“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一三一页）

　　石厚生氏有对于此文的答辩，题为《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见《创造》一卷十一期）

　　（二）新月派梁氏的文字也写得很好，但他对于革命文学，似乎有些误解。这层我不想在此讨论。——梁氏以为“革命文学”“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一句空话。”（一八页）他说：

　　“无论是文学，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大多数’不发生若何关系。”（一四页）

　　他说文学要代表永远的，普遍的人性；它是永远独立的。（一一页）梅子氏说“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的文学立场说话的”。（三页）

　　（三）民众文学派《现代文化》及《民间文化》里都主张“无阶级的民众文学”（不是罗曼罗兰派的）（三九页），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文学。（六二页，九二页）这一派却承认个性的差异。（八七页）郁达夫氏所提倡的“大众文艺”与此不同。那是民治主义的。

　　除上述各派特点外，它们与革命文学派共同相异的地方，可用下列一表说明：

　　革命文学　　非革命文学
　　1．阶级性　　无阶级性
　　2．集团主义　　个人主义
　　3．唯物论　　唯心论
　　4．艺术的武器　　艺术的本质

　　这里第三派没有多大的影响。——这书的体裁不大纯粹：编者既只录一方面的理论，为什么又将那方面忻启介及谷荫二氏的文章载入？若说因为这两篇文流传不广，那么，也应作为附录，加以声明。现在这样随手插了进去，是不行的。

　　影响甚大而尚未成派的，是茅盾氏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小说月报》十九卷十号）现在借用曾虚白氏《文艺的新路》（《真美善》三卷二号）里的话，说明那文的主旨：

　　“他说，现在的‘新作品’走入了‘标语口号文学’的绝路，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并且革命文艺的读者的对象该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决不能了解这种太欧化或是太文言化的革命文艺。他说，‘我相信我们的新文艺需要一个广大的读者对象，我们不得不从青年学生推广到小资产阶级的市民，我们要声诉他们的痛苦，我们要激动他们的热情。’总之，茅盾观察到我们‘新文艺’的读者实在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他决心要做小资产阶级所能了解和同情的文艺了。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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