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2)

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2)

　　说到中国的革命文学，创造社是创始者，又是中坚。成仿吾氏（石厚生据说是他的笔名）是他们的代表；郭沫若氏（麦克昂据说是他的笔名）也是显要的人；李初梨氏也可以算一个。他们的刊物，最重要的自然是《创造》月刊；这是从一卷九号起才正式提倡革命文学的——从这一期起，封面也将仙女换上了工人。此外还有《文化批判》、《洪水》、《流沙》等；《文化批判》、《流沙》都被禁止、《洪水》也停刊了。现在是连《创造》月刊也成了禁书，我们这北京，不知还能见着否。成郭二氏所发表的革命文学的理论，由成氏将它们和以前发表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合编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书。（创造社印）其目如下：

　　新文学之使命（成）
　　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郭）
　　艺术家与革命家（郭）
　　艺术之社会的意义（成）
　　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
　　民众艺术（成）
　　文学界的现形（成）
　　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郭）
　　文艺家的觉悟（郭）
　　革命与文学（郭）
　　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成）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成）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
　　全部批判之必要（成）

　　最重要的是最后三个题目。《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用了全力攻击“周作人先生及他的Cycle”的“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是消极的，否定的一面。第二个题目在叙述了文学革命的过程以后，论到“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说：

　　“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一三一、一三二页）

　　下一段是“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Intelligentsia知识阶级）团结起来”，这明明是袭用Marx的有名的宣言的调子。在这一段里，成氏说：

　　“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着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方法……（一三四页）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同上）

　　“以真挚的热诚描写你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一三三页）

　　所谓“辩证法的唯物论”，是黑格尔（Hegel）的辩证法与Marx的唯物论的混合物，《文化批判》第三号里有着详细的解释。最后一个题目，说革命文学理论比作品更为重要，必得先有从事于理论的研究的人。这正是苏俄有过的问题。（看《奔流》一卷一号中布哈林的演说）成氏说这种理论，就是批判；而现在所要的是“全部的批判”。要明白全部的批判的过程，得先明白文艺这对象所由构成的诸过程。这些过程如下：

　　1．纯经济过程（物质的生产过程）
　　2．生活过程（政治过程，精神的生活过程一般）
　　3．意识过程（精神的生产过程）
　　4．这些过程的再生产（一四二页）

　　成氏的结论的一条是：

　　“今后我们应该由不断的批判的努力，有意识地促进文艺的进展，在文艺本身上由自然生长的成为目的意识的，在社会变革的战术上由文艺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文艺。”（一四五页）

　　这显然是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了。

　　但成氏态度虽然已很明白，却还没有采用“无产阶级文学”的名字。到了李初梨氏的《怎样地建设革命的文学？》（《文化批判》上号）他才说：

　　“革命文学，不是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未见原件，据《非革命文学》三七页引）

　　又成氏所主张的革命文学的内容，麦克昂氏在《桌子的跳舞》（《创造》一卷十一期）一文中似乎加以修正地说：

　　“无产者文艺也不必就是描写无产阶级。

　　因为无产阶级的生活，资产阶级的作家也可以描写；

　　资产阶级的描写，在无产阶级的文艺中也是不可缺乏的。

　　要紧的是看你站在那一个阶级说话。

　　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布尔乔亚阶级（资产阶级）；乃至消灭阶级的；这点便是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文艺的精神。”

　　又《流沙》第一期有药眠氏的《非个人主义的文学》，是单就一面说的。他说：

　　“从前潜伏在社会底层的人类的意志，已经抬起头来集合在一起，而为左右社会的伟大的群众力量。这种力量在伟大的破坏的进程中所冲激起来的感情的浪花，当然就是我们的集体化的文艺的新生命。”

　　“……洗去从前个人主义文学的颓废的，伤感的，怯懦的，叹息的缺陷，而另外造出一刚强的，悲壮的，朴素的文学来。”

　　革命文学派攻击的对象，一是语丝派，我已说过了；又一是新月派。他们攻击语丝派，起先是注重周作人氏，后来是转而注重鲁迅氏了。他们攻击新月派，起先是只注重徐志摩氏，后来又加上胡适氏；而对于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氏（他有《文学与革命》一文，见后）似乎还没有触及。他们说鲁迅氏是“醉眼陶然”（始见于《文化批判》创刊号冯乃超氏论文），徐志摩氏是“文学小丑”（始见于《文化批判》三期麦克昂氏文）。他们正式批评《新月的态度》的文章是彭康氏的《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创造》月刊一卷十二号）在这篇文里，彭氏转述《新月》的话：他们以为现在思想太自由了，太凌乱了，因而举出“健康”与“尊严”两大原则和“创造的理想主义”，作为“标准”，“纪律”，“规范”他批评这种见解说：

　　“现在我们思想上并没有自由，要有自由就须得有适应的、客观的条件，‘不幸’的是他们竟对于这个盲目！”

　　“适应的，客观的条件”，大约就是所谓“辩证法的唯物论”；在这里是没有一般意义的自由的。所以革命文学派与新月派，不主张自由这一点其实是相同的；而语丝派却主张自由主义。（周作人氏似有此语）这是鼎足的三派的一种对抗，值得注意的。此外，《文化批判》创刊号中冯乃超氏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有批评叶绍钧、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五氏的话，也可一看。

　　“李初梨氏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里说：

　　“在中国这样严重的情势之下，革命阵营里，绝对不许有宗派主义的行动，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倾向，应该大家全力地去克服！”（《文化批判》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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