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辨四作诗言志

四作诗言志(1)

　　战国以来，个人自作而称为诗的，最早是《荀子·赋》篇中的《佹诗》，首云：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

　　杨倞注：“请陈佹异激切之诗，言天下不治之意也。”诗以四言为主，虽不合乐，还是献诗讽谏的体裁。其次是秦始皇教博士做的《仙真人诗》，已佚。他游行天下的时候，“传令乐人歌弦之”，大约是献诗颂美一类。西汉如韦孟作的《讽谏诗》，韦玄成作的《自劾诗》等，也都是四言，或以讽人，或以自讽，不合乐，可还是献诗的支流馀裔。不过当时这种诗并不多。诗不合乐，人们便只能读，只能揣摩文辞，作诗人的名字倒有了出现的机会，作诗人的地位因此也渐渐显著。但真正开始歌咏自己的还得推“骚人”，便是辞赋家。辞赋家原称所作为“诗”，而且是“言志”的“诗”。《楚辞·悲回风》篇道：

　　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

　　又庄忌《哀时命》篇道：

　　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

　　说得都很明白。既然是“诗”，自然就有“言志”作用。

　　《韩诗外传》卷七记着：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

　　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

　　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

　　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响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

　　这个故事又见于同书卷九《说苑·指武》篇及伪《家语·致思》篇，但“君子登高必赋”一语都作“二三子各言尔志”。三人所陈皆关政教，确合“言志”本旨。这故事未必真，却可见“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中语），也跟诗一样可以“言志”。所以《汉书·艺文志》道：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贤人失志”而作赋，用意仍在乎“风”，这是确有依据的。不过荀、屈两家并不相同。荀子的《成相辞》和《赋》篇还只是讽：屈原的《离骚》《九章》，以及传为他所作的《卜居》《渔父》，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的地位——宋玉的《九辩》更其如此。这是一个大转变，“诗言志”的意义不得不再加引申了；《诗大序》所以必须换言“吟咏情性”，大概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情形。

　　汉兴以来有所谓“辞人之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虽也托为“言志”，其实是“劝百而讽一”。这些似乎是《荀子·赋》篇中《云》《蚕》《箴》（针）等篇的扩展，加上屈、宋的辞。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文体三变”，第一提到的便是“相如工为形似之言”。“形似之言”扼要的说明了“辞人之赋”。“形似”不是“缘情”而是“体物”，现在叫做“描写”，却能帮助发挥“缘情”作用。东汉的赋才真走上“屈原赋”的路；沈约说“二班长于情理之说”，正指此。“情理”就是“情性”，也就是“志”；这是将“诗言志”跟“吟咏情性”调和了的语言。那时有冯衍的《显志赋》，他的“自论”云：

　　顾尝好俶傥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遇。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所谓“显志”，还是自讽“自厉”，但赋的只是一己的穷通。《文选》所录“志赋”，班固《幽通》的“致命遂志”，张衡《思玄》的“宣寄情志”，其实都是如此；张衡的《归田赋》也只言一己的出处，文同一例。此外可称为“志赋”的还多，明题“志”字的也不少，梁元帝一篇简直题为“言志”，都是这一类。《檀弓》篇所记“言志”一语，本指穷通而说，如前所论。但“诗”言一己穷通，却从“骚人”才开始。从此“诗言志”一语便也兼指一己的穷通出处。士大夫的穷通出处都关政教，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原不相同，称为“言志”，也自有理。沈约还说“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那却是“缘情”的赋，不能称为“言志”了。

　　东汉时五言诗也渐兴盛。班固《咏史》述缇萦事，结云：“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还是感讽之作。到了汉末，有郦炎作诗二篇，其一云：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尝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贪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这篇和另一篇，后世题为“见志诗”。诗中道“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通塞”就是穷通。又《后汉书·仲长统传》也记他“作诗二篇，以见其志”，却是四言。郦炎的“见志”是“吟咏情性”，自述怀抱，而归于政教。仲长统的“见志”也是自述怀抱，但歌咏的是人生“大道”，人生义理；人生义理不离出世、入世两观——仲长统歌咏的是出世观——，可以表见德性，并且也还是一种出处，也还反映着政教。后来清代纪昀论“诗言志”，说志是“人品学问之所见”，又说诗“以人品心术为根柢”，正指的这种表见德性而言。当时只有秦嘉《留郡赠妇诗》五言三篇，自述伉俪情好，与政教无甚关涉处。这该是“缘情”的五言诗之始。五言诗出于乐府诗，这几篇——连那两篇四言——也都受了乐府诗的影响。乐府诗“言志”的少，“缘情”的多。辞赋跟乐府诗促进了“缘情”的诗的进展。《诗经》却是经学的一部门，论诗的总爱溯源于《三百篇》，其实往往只是空泛的好古的理论。这时候五言诗大盛。所谓“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经多人考定，便作于建安（献帝）前一个时期。魏文帝《与吴质书》云：“公干（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可见建安时五言诗的体制已经普遍，作者也多了；这时代才真有了诗人。但《十九首》还是出于乐府诗，建安诗人也是如此。到了正始（魏齐王芳）时代，阮籍才摆脱了乐府诗的格调，用五言诗来歌咏自己。他“作《咏怀诗》八十馀篇，为世所重”。颜延之云：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志在刺讥”是“讽”的传统，但“常恐罹谤遇祸”，“每有忧生之嗟”，就都是一己的穷通出处了——虽然也是与政教息息相关的。诗题“咏怀”，其实换成“言志”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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