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辨三教诗明志

三教诗明志

　　论“诗言志”的不会忘记《诗大序》，《大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前半段明明从《尧典》的话脱胎。《大序》托名子夏，而与《毛传》一鼻孔出气，当作于秦、汉之间。文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却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正义》云：“情谓哀乐之情”，“志”与“情”原可以是同义词；感于哀乐，“以风其上”，就是“言志”。“在心”两句从“诗言志”“志以发言”“志以定言”等语变出，还是“诗言志”之意；但特别看重“言”，将“诗”与“志”分开对立，口气便不同了。此其一。既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情发于声”，可见诗与乐分了家。此其二。“正得失”是献诗陈志之义，“动天地，感鬼神”，似乎就是《尧典》的“神人以和”。但说先王以诗“美教化，移风俗”，却与献诗陈志不同；那是由下而上，这是由上而下。也与赋诗言志不同，赋诗是“为宾荣”，见己德——赋诗人都是在上位的人。此其三。献诗和赋诗都着重在听歌的人，这里却多从作诗方面看。此其四。总而言之，这时代诗只重义而不重声，才有如上的情形。还有，陆贾《新语·慎微》篇也说道：

　　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衍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

　　“出口为辞”更见出重义来。而以诗为“道”之显，即以“布道”为“言志”，虽然也是重义的倾向，却能阐明“诗言志”一语的本旨。

　　诗与乐分家是有一段历史的。孔子时雅乐就已败坏，诗与乐便在那时分了家。所以他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诗与礼乐在他虽还联系着，但已呈露鼎足三分的形势了。当时献诗和赋诗都已不行。除宴享祭祀还用诗为仪式歌，像《仪礼》所记外，一般只将诗用在言语上；孔门更将它用在修身和致知——教化——上。言语引诗，春秋时就有，见于《左传》的甚多。用在修身上，也始于春秋时。《国语·楚语》上记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篇，士亹问于申叔时，叔时道：

　　……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

　　韦昭解云：“导，开也。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耀明其志”指受教人之志，就是读诗人之志；“诗以言志”，读诗自然可以“明志”。又上引范文子论赋诗，从诗语见伯有等为人，就已包含诗可表德的意思，到了孔子，话却说得更广泛了。他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将诗用在致知上；“诗”字原有“记忆”“记录”之义，所以可用在致知上。但这与“言志”无关，可以不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说得作用如此广大，如此详明，正见诗义之重。但孔子论诗，还是断章取义的，与子贡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与子夏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可见；不过所取是喻义罢了。又，孔子惟其重诗义，所以才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

　　后来《礼记·经解》篇的“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纬·含神雾》的“诗者持也”，《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的“省其诗而志正”，卷三十《艺文志》的“诗以正言，义之用也”，似乎都是从孔子的话演变出来的。《诗大序》所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是从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等语演变出来的。儒家重德化，儒教盛行以后，这种教化作用极为世人所推尊，“温柔敦厚”便成了诗文评的主要标准。

　　孟子时古乐亡而新声作，诗更重义了。他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

　　又说：

　　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上）友也。（《万章》下）

　　“以意逆志”是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而所谓“志”都是献诗陈志的“志”，是全篇的意义，不是断章的意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是反对断章的话。孟子虽然还不免用断章的方法去说诗，但所重却在全篇的说解，却在就诗说诗，看他论《北山》、《小弁》、《凯风》诸篇可见（《告子》下）。他用的便是“以意逆志”的方法。至于“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后世误将“知人论世”与“颂诗读书”牵合，将“以意逆志”看作“以诗合意”，于是乎穿凿傅会，以诗证史。《诗序》就是如此写成的。但春秋赋诗只就当前环境而“以诗合意”。《诗序》却将“以诗合意”的结果就当作“知人论世”，以为作诗的“人”“世”果然如此，作诗的“志”果然如此；将理想当作事实，将主观当作客观，自然教人难信。

　　先秦及汉代多有论“六经”大义的。《庄子·天下》篇云：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这也许是论“六经”大义之最早者。“道志”就是“言志”——《释文》说，道音异，虽本于《周礼·大司乐》，却未免迂曲。又《荀子·儒效》篇云：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这与《天下》篇差不多；但说《诗》只言圣人之志，便成了《诗序》的渊源了。又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云：“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近人苏舆《义证》曰：“诗言志，志不可伪，故曰质”，质就是自然。又《汉书·司马迁传》引董仲舒云：“诗以达意”，“达意”与“言志”同。又《法言·寡见》篇云：“说志者莫辨乎诗”，“说志”也与“言志”同。这些也都重在诗义上。

　　诗既重义，献诗原以陈志，有全篇本义可说。赋诗断章，在当时情境中固然有义可说；离开当时情境而就诗论诗，有些本是献诗，也还有义；有些不是献诗，虽然另有其义，却不可说或不值得说，像《野有蔓草》一类男女私情之作便是的。这些既非讽与颂，也无教化作用，便不是“言志”的诗；在赋诗流行的时候，因合乐而存在。诗乐分家，赋诗不行之后，这些诗便失去存在的理由，但事实上还存在着。为了给这些诗找一个存在的理由，于是乎有“陈诗观风”说。《礼记·王制》篇云：

　　岁二月，（天子）东巡守，至于岱宗，……觐诸侯。……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孔颖达《正义》云：“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孔说似乎较合原义些。

　　自然，若要进一步考查那些诗的来历，“采诗”说便用得着了。《汉书·艺文志》云：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诗有官，这个官就是“行人”。《汉书》二十四上《食货志》云：

　　冬，民既入，……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这样，采诗的制度便很完备了。只看“比其音律”一语，便知是专为乐诗立说；像《左传》里“城者讴”“舆人诵”那些徒歌，是不在采录、陈献之列的。这是什么原故呢？原来汉代有采歌谣的制度，《艺文志》云：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徐中舒先生指出采诗说，便是受了这件事的暗示而创立的；那么，就无怪乎顾不到《左传》里那些讴、诵等等了。《王制》篇出于汉儒之手，是理想，非信史，“陈诗”说也靠不住。“陈诗”“采诗”虽为乐诗立说，但指出“观风”，便已是重义的表现。而要“观风俗，知得失”，就什么也得保存着，男女私情之作等等当然也在内了。这类诗于是乎有了存在的理由。

　　《诗大序》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汉书》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及“各言其伤”，其实也是“吟咏情性”，不过“吟咏”的人不一定是“国史”，也不必全是“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罢了。“吟咏情性”原已着重作诗人，西汉时《韩诗》里有“饥者歌食，劳者歌事”的话，更显明的着重作诗人，并显明的指出诗的“缘情”作用。但《韩诗·伐木》篇说云：

　　《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

　　说到“朋友之道”，可见所重还在讽，还在“以风其上”。班氏的话，与“歌食”“歌事”义略同，但归到“以观风俗”，所重也还在“以风其上”。两家论到诗的“缘情”作用，都只是说明而不是评价。《伐木》篇若不关涉到朋友之道的完缺，“歌事”便无价值可言。诗歌若不采而陈之，“哀乐之心”“歌咏之声”又有何用？可见这类“缘情”的诗的真正价值并不在“缘情”，而在表现民俗，“以风其上”。不过献诗时代虽是作诗陈一己的志，却非关一己的事。赋诗时代更只以借诗言一国之志为主；偶然有人作诗——那时一律称为“赋”诗——，也都是讽颂政教，与献诗同旨。总之，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只着重听歌的人；只有诗，无诗人，也无“诗缘情”的意念。诗乐分家以后，教诗明志，诗以读为主，以义为用；论诗的才渐渐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他们虽还不承认“诗缘情”的本身价值，却已发见了诗的这种作用，并且以为“王者”可由这种“缘情”的诗“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那么“缘情”作诗竟与“陈志”献诗殊途同归了。但《诗大序》既说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情性”；后二语虽可以算是“言志”的同义语，意味究竟不同。《大序》的作者似乎看出“言志”一语总关政教，不适用于原是“缘情”的诗，所以转换一个说法来解释。到了《韩诗》及《汉书》时代，看得这情形更明白，便只说“歌食”“歌事”，只说“哀乐之心”，“各言其伤”，索性不提“言志”了。可见“言志”跟“缘情”到底两样，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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