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了轨道的星球(4)_张资平

四

　　父亲也就在这时决意送我进教会学校，希望我日后能够留美，能够像唐绍仪、伍廷芳等人物那样办洋务。

　　我有像父亲一样容易疲倦于教书的生活。父亲在廖屋岗村教了两年，便有些厌倦了。的确，教村童读书是一件很重苦的工作。父亲因为决意送我们进教会的学校，便向东家们辞退了廖屋岗的蒙馆。

　　丙午年，即光绪三十二年，我十四岁了。这又是值得我去纪念的一年。因为我在这一年春，开始学英文了。进教会学校的手续很简单，只由那个先进的堂兄弟领我们来拜访教会的两位美国牧师。据说一个名惠文（是Whitman的音译）一个名叫汲衡（是Giffin的译音）。在那时候，一般人对于宗教都视为异端，不加以排斥，亦对之敬远。凡进教会学校念书的要被人家说是吃了洋教。故教会学校的学生很少，只有十余个，尽是被压迫的贫民子弟。他们受了豪绅们的压迫，只有藉吃洋教以求外国人的庇护。到后来美国牧师们知道所办的学校之不发达，完全是因为吸收不到士绅的子弟。现在看见我们要进教会学校，当然是十二分的欢迎。我的父亲既然送自己的子侄进了教会学校，当然是热心地为他们宣传。父亲说，除不领受洗礼之外，一切都可以接收。牧师也只借我们做做幌子，以吸收士绅阶级的子弟，并不要求我们马上信教。

　　初进学校，在星期日的下半天，恰恰是举行礼拜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见老学生们在众口同音地在唱赞美歌，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后又看见他们都闭着眼睛，站了起来，听牧师祈祷，更觉得奇怪，差不多要笑响声了。但是看见他们那样真挚诚恳，只好忍耐下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听见父亲也给汲衡牧师来教中国语了，每月有大洋六元的薪金，合计一年有七十二元，比在廖屋岗坐蒙塾就强多了，而且比顽童们比较不费力。故那些村里的蒙师们都羡慕起我父亲的新职业来了。当然也有顽固的老者们，尤其是廪秀班，骂我父亲是吃了洋教，当了洋奴。这是冤枉了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是始终反对领洗礼，进教会的。

　　在教会学校，我最喜欢三种功课，一是惠文先生的算术，教本当然是用前述的《笔算数学》；二是汲衡先生的英文，用的教本是岭南大学出版的“BeginningEnglish”；三是汲衡夫人的音乐。我在这时候学会了乐谱上的种种符号，如Clef，Bar，Sharp，Flat，等。

　　到了三月间，惠文以任期已满，回到美国去了。算术便由我的父亲兼代。我的父亲一天两角钱的薪水，每天一早要赶三里多的路程来学校里上课，下午又要到汲衡牧师家里来教他们夫妻学中国话。在那时候，我父亲的劳力是这样浪费了的。

　　到了第二年，父亲加了薪，由六元增至七元了，交换条件是加担一、二、三年级各级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用教会出版的《地理问答》。

　　初进教会学校，即我十四岁那年三月，县城开设了官立中学，也举行招生考试了。据说考进了中学，念五年书后，就可以分等奖拔、优、岁。当时父亲听见，确实有点羡慕。但是因为需要二十元的学费，加上其他膳宿费等，每年须五六十元的用费，父亲于是绝望了。当然，我在那时候也没有程度考官立中学。我虽然开了笔会写些简短的“义”或“论”，但仍然（不）是十分通顺。在这时候，又因自己全神贯注于英文和算术两科去了，国文不免荒疏了许多。

　　除了算术一科由我的父亲担任外，代数、几何无人教授，当然三角术不消说了。其余的自然科学，则由汲衡先生一人包办，这位先生的圣经，倒还念得非常之熟，至于自然科学，却不十分高明，尤其是物理、化学，经他教授了一年余，还没有一个学生能够领会他的高深。

　　就这样地糊里糊涂混过了三个年头，转年是第四年级了，据汲衡先生说，念足了四年书，就算毕业有文凭可发。但我已经十七岁了，看着父亲还是只月领七元大洋的薪水，而背负着一大家人的生活，自己便感着往后的责任了。作算这种精神作用不能算是责任感，但是从前的嬉戏的态度突然地改变为庄重的，也失掉了从前的天真活泼的性质，而变为忧郁性的人了。望见举人伯父的儿子穿着官立中学的制服，扬武耀威地走回来，自己便会远远地避开，不愿意和那些贵族式的堂兄弟们见面，又看见家事好一点的人们，也不免对他们怀些妒恨。同时我在十七岁那年春，完全由童年期转变了青春期，在生理上也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虽然发生追求异性的行动，但终于敌不住求出路之心激烈。故同辈的兄弟们又常常骂我是假正经。

　　我的同辈堂兄弟，有四十余人，岁数前前后后不相上下的也有十人八人。每当假期中晚饭之后，常聚在一块漫谈。到了夜深肚饥的时候，便有人提议凑分到村口的饺面店去吃面，或喝黄酒送花生。于是他们都从衣袋里掏了些铜钱出来。没有钱带在身上的堂兄弟也立即走回去向他们的母亲要钱，在这时候，我就不能不偷偷地走开了，同时也觉得有无限的伤心。最初是怨自己没有母亲，第二是归咎到自己父亲不该比他们的父亲穷，同时自己也下了一个决心：

　　“虽然脚下穿着的是屐，但我一定要赶过他们！”

　　就是因为这样地受着经济的压迫，想买一部书，缝一件长衫，都不可得。他们不单在冷天，即在热天，都穿着白竹纱长衫，这确是令在当时的我十分羡慕。岁数只十七岁的青年，态度和性格完全包一个四五十岁的老人了，有时竟会偷偷地流泪。老祖母看见我无日不是这样悒悒寡欢的，以为我是想讨老婆了，有时便向父亲提起我的婚事来说。

　　“饭都没有吃，还要说老婆么？就有钱，不如给他出省进学校去。”

　　父亲却是我的知己。我在那时候，真想出省城去进学，这个目的如能达到，那我便可以压倒在县城里官立中学念书的堂兄弟们了。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在县城的人，每星期回来一次，很得村人的看重。但在省城进学的人，每学期回来一次，更能够博得村人的尊敬，故我无一天不梦想出省城念书。

　　“想出省城去求学，不要钱么？”

　　才炽热起来的一颗心，又掉回冰窖中去了。

　　“你该把国文学好一点，字写好一点，等父亲有钱的时候，就送你出省去考法政吧。”

　　父亲当是这样来哄我。要把国文学好，是不难的。要把字写好这却真难为我了。但是一查省城各校入学考试的科目，确是法政学校的最简单，只考国文一科。其他如高等学校，优级师范，高等实业等所考普通科目十分麻烦。父亲深知道我没有这样的程度，不单几何、三角没有学过，也不知所谓物博学的内容是怎样的。

　　那时代办学的人都是老朽不堪的举人进士，或候补官僚，不懂什么教育，他们的主张仍然是只要国文学得好，其他科学都可置之不问，所以酿成各校的入学考试，专注重国文一科。父亲也抱有同样的倾向，常常责备我的国文做得太坏，不容易允许我到省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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