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郑振铎

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

　　一九一九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简直没有一件事可以供人回忆，供人批评的。于此无可批评之中，出版界似乎还有些色彩，有些光明，足以给我们研究的。我对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的成绩，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的文人，还是如此没有觉悟；中国的思想界，还是如此不长进。现在且把它略略的批评一下：

　　中国的出版界，最热闹的恐怕就是一九一九年了！虽然不能谓之“绝后”，而“空前”却已有定论了！它的精神，就在定期出版物。“五四”以前，受欧洲停战的影响，出产了好些定期出版物。“五四”以后，受了爱国运动的影响，新思想传播得更快，定期出版物，出现的愈多。就十一月一个月里而论，我知道的，已经有二十余种的月刊旬刊周刊出现了！它们的论调，虽不能一致，却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而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思想，也大家可算得是一致。这真是极可乐观的事！

　　与这个现象相对的，就是那些谈神鬼，论“先知术”的书籍的发达。我一走到琉璃厂，就看见许多黑板写着白字，挂在各家书铺的门前，什么《未卜先知术》，什么《遁甲奇谈》，什么《百灵书》，写得真是热闹！我不懂，在现在实验主义、社会改造的思想，播满全国思想界的时候，怎么会有人去做这一类书，居然也曾有许多人来买这一类书？往常中国的出版界虽然寂静，却没有发生过这样怪象。这是什么原故？岂不是一般的文人，还没有觉悟的确证吗？

　　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就是黑幕一类的书，仍旧十分的发达，我们一拿起《新闻报》的第四张来看，真是觉得“肉麻”呵！这岂不是一般文人还没有觉悟的又一证吗？这二层我实在有些悲观。

　　除了这两种的悲观与乐观外，这一年的中国出版界，又有一个坏现象：就是“竞争”。你出版一本家庭《万宝全书》，我又出一种《日用百科全书》，他也随即出了一本《国民百科全书》。这种现象，虽然不能说它是很不好，但它们把出版界看作一种投机、牟利的机关，实在有些危险。况且又生出“逢迎习俗”的风气么！它们都是中国很有名的书局尚且如此，难怪别人要出版“黑幕”、“未卜先知术”呢！

　　我统计这一年间出版的书籍，最多的是定期出版物，其次的就是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少的却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出版的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我听见我的朋友说，某会出版的《欧战全史》，在北京只卖了百余部。我又看见许多朋友，每见一种杂志出版，都去买来看，他们的案头却不见有别的科学的书籍。我尝问一个在某著名书馆办事的朋友说，你们怎么不出版几部科学的专书？现在这类书，中国最是缺乏呵！他说：不差！我们也想出版一些。可是出版了几部，都没人买。我们怎么还敢再出版呢？由这种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思想界的毛病了。我很愿意以后思想界要改变态度，下实在的研究的工夫才好。诸君！杂志不过是供我们参考的，不能在那里做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工夫吓！但是同时出版界要多有这类科学的书出版才好。

　　就定期出版物上讲，它们的种类虽多，专门研究的却绝无仅有；它们的言论固然都很正当新颖，但是多是辗转得之别的杂志，都是出之于直觉，有实在的研究根底的却绝少。因之，我对于它们虽然乐观，我还恐怕它们成为“春雨后的菌”吓！它们又有一种的毛病，就是各种杂志的材料，多有重叠的。《国民之敌》已经译了，为什么又译（改名为《公敌》）？《最后之一课》，也已经有好几人译了，为什么又译？其余如此之例，不胜枚举。虽然译本不忌二三译，但是中国现在的需要新知识，是到了极顶了！要译的东西，真正多极了！为什么要费了许多工夫，做人家已经做过的工作？

　　总而言之，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虽然很热闹，而可以总评一句话，就是浅薄，无科学的研究。

　　我希望一九二〇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它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

　　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创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

　　我的希望无限，我愿意他们能够实现。至于我们呢？自然是尽力的执鞭以从大家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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