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郑振铎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 一

　　编就了这部“伟大的十年间”的《文学论争集》之后，不自禁的百感交集：刘半农先生序他的《初期白话诗稿》云：

　　“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

　　这是半农先生极坦白的自觉的告白。但一般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的人物，在那几年，当他们努力于文艺革新的时候，他们却显出那样的活跃与勇敢，使我们于今日读了，还“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憬憧于他们的时代，迷恋于历史上的伟大的事业的成就，当然，那些“五四”人物的活动，确可使我们心折的。在那样的黑暗的环境里，由寂寞的呼号，到猛烈的迫害的到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兴奋与苦斗之中生活着。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是一步步的随了反对者们的突起而更为进步，更为坚定；他们扎硬寨，打死战，一点也不肯表示退让。他们是不妥协的！

　　这样的先驱者们的勇敢与坚定，正象征了一个时代的“前夜”的光景。

　　当陈独秀主持的《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时，——那时我已是一个读者——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

　　后来改成了《新青年》，也还是文言文为主体的，虽然在思想和主张上有了一个激烈的变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一九一七年发表。这诚是一个“发难”的信号。可是也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而已。他所谓文学改良，只“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他所主张的只是浅近平易的文字，只是“不避俗字俗语”的文字。但他“以施耐菴，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且以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不过他还持着商榷的态度，还不敢断然的主张着非写作白话文不可。

　　陈独秀继之而作《文学革命论》，主张便鲜明确定得多了。他以“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辈”，而断然的加以排斥。“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他高张着“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答胡适的信道：“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他是这样的具着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

　　革命事业乃在这样的彻头彻尾的不妥协的态度里告了成功。

　　他们的影响渐渐的大了。陈独秀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胡适刚由美国回来，也在北大教书。同事的教授们还有钱玄同，沈尹默，刘复，李大钊，周作人，鲁迅等和他们互相呼应，互相讨论。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等也起而和之。

　　他们的主张因了互相讨论的结果，更是确定鲜明了，且也进步了不少。钱玄同说：“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之起点。此等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与陈独秀书》）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也是一篇有力的文章。钱玄同不大赞成旧小说，尤恶旧剧，刘半农也以为“余赞成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而不认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这都是一种具有很大的进步的言论。他们已经不单注重到形式的，且也注重到内容的问题了。

　　一九一八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的《新青年》，便实行他们自己的主张，完全用白话做文章。在这一卷里，胡适有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儿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这一篇可算是他们讨论了两年的一篇总结论，也可以说是一篇文学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 二

　　当他们在初期的二三年间讨论着文学革命的问题的时候，同情者们固然是一天天的增多了，反对的人却也不少。不过都不是很有力量的。当时有一班类乎附和的人们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不少的言论，却往往是趋于凡庸的折衷论。曾毅说道：“昔之人欲售其主张，恒借其选本以树之鹄，非如现在坊间选本之无甚深义也。仆以为足下既张革命之军，突使一般青年观之，茫然莫得其标准之所在。则莫妙于取古今忙人之诗文，与吾宗旨稍近者，诗如李陵、陶潜及《古诗十九首》之类，文如黄太冲《原君》、王守仁《祭瘗旅文》之类，选为课本，使人知有宗向。由是以趋于改进，似更易为功也。不知高明以为何如。”

　　余元濬说道：

　　“由是观之。鄙意对于胡先生之说。既不敢取绝对的服从。则有折衷之论在乎。曰有。即分授之说是也。对于小学生。则授以普通之应用文字。文理与白话二者可精酌而并取。中等以上之学者。则取纯一文理。而示以深邃精奥之所在。如此则庶几无人不识应用之文字。而所谓邃奥文理者。亦自有一般专门之学者探讨。而使古来本有之经理艺术不因是而火其传也。胡先生其首肯乎。”

　　方宗嶽的见解，尤为可笑：

　　“吾人既认白话文学为将来中国文学之正宗。则言改良之术。不可不依此趋向而行。然使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字。以予观之。恐矫枉过正。反贻人之唾弃。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历代文字。虽以互相摹仿为能。然比较观之。其由简入繁。由深入浅。由隐入显之迹。亦颇可寻。秦汉文学。异于三代文学。魏晋文学。异于秦汉文学。隋唐文学。异于魏晋文学。宋以后文学。异于隋唐文学。苟无时时复古之声。则顺日进之势。言文相距日近。国民文学必发达而无疑。故吾人今日一面急宜改良道德学术。一面顺此日进之势。作极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语。而将来合于国语可操预券。（白话小说诗曲自是急务）”

　　他们都是“改良派”，“恐矫枉过正，反贻人之唾弃。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的人物。这些折衷派的言论，实最足以阻碍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

　　好在陈独秀们是始终抱着不退让，不妥协的态度的，对于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信守着，“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遂不至上了折衷派的大当。

　　一九一八年的十二月，陈独秀们又办了一个白话文的周刊，名为《每周评论》。紧接着，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办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名为《新潮》。他们都和《新青年》相应和着。

　　他们的势力是一天天的更大，更充实；他们的影响是一天天的更深入于内地，他们的主张是一天天的更为无数的青年们所信从，所执持着了。

　　白话文的势力更扩充到日报里去。不久的时候，北京的《国民公报》，蓝公武主持着的一个研究系的机关报，也起而响应之。以后，同系的一个日报，即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也便出来拥护他们的主张。

　　§ 三

　　这面“文学革命”的大旗的竖立是完全的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始而漠然若无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与辩，终而却不能不愤怒而咒诅着了。

　　在《新青年》的四卷三号上同时刊出了王敬轩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复的《复王敬轩书》。王敬轩原是亡是公乌有先生一流人物。托为王敬轩写的那一封信乃是《新青年》社的同人钱玄同的手笔。

　　为什么他们要演这一出“苦肉计”呢？

　　从他们打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们。他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桐城、选学”也者却始终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竟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象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

　　所谓王敬轩的那一封信，便是要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的。

　　可是，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运动也便来了。

　　古文家的林纾来放反对的第一炮。他写了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重要的主张是：“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实则此种教法，万无能成之理，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

　　其实不必等到“百年”，林纾他自己已迫不及待的亲自出马来“正其非”了。他给了一封书给蔡元培：

　　“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孔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鴃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鴃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他的论点是很错乱的。蔡元培的覆信，辞正义严，分剖事理，至为明白。他是没有话可以反驳的。

　　但他卫道“正”文的热情，又在另一个方向找到出路了。他连续的在报纸上写了两篇小说：一篇是《荆生》，一篇是《妖梦》，两篇的意思很相同；不过一望之侠士，一托之鬼神罢了；而他希望有一种“外力”来制裁，来压伏这个新的运动却是两篇一致的精神。谩骂之不已，且继之以诅咒了！

　　同时，北京大学里也另有一派守旧的学生们，则出版一个月刊《国故》，作拥护古典文学的运动。

　　当时是安福系当权执政。谣言异常的多。时常有人在散布着有政治势力来干涉北京大学的话，并不时的有陈胡被驱逐出京之说。也许那谣言竟有实现的可能，假如不是“五四运动”的发生。

　　林纾的热烈的反攻《新青年》同人们乃是一九一九的二三月间的事。而过了几月，便是“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安福系不久便坍了台，自然更没有力量来对于新文学运动实施压迫了。

　　“五四”运动是跟着外交的失败而来的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其实也便是这几年来革新运动所蕴积的火山的一个总爆发。这一块石片抛在静水里，立刻便波及全国。上海先来了一个猛烈的响应，总罢市，罢学，以为北京学生的应援。被认为攻击目标的曹汝霖辈遂竟被罢免了，各地的学生运动，自此奠定了基础。说是政治运动，爱国运动，其实也便是文化运动。

　　白话文运动的势力在这一年里突飞的发展着。反对者的口完全的沈寂下去了。“有人估计，这一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学研究会在这一年的冬天成立于北京。《小说月报》也在这时候改由沈雁冰编辑，完全把内容改革了过来，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机关杂志。新文学运动在这个时候方才和一般的革新运动分离了开来，而自有其更精深的进展与活跃。

　　《文学旬刊》，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机关刊物，也附在《时事新报》里开始发行。在第二期的新文学运动里尽了很大的力。

　　日本留学生郭沫若，郁达夫等，也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名为创造社，刊行《创造季刊》。

　　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新青年社的白话文运动发展到最高的顶点。以后，这个运动便转变了方向，成为纯粹的新文学运动。同时，新青年社便也转变而成为一个急进的政治的集团。

　　而初期的为白话文运动而争斗的勇士们，象钱玄同们，便都也转向的转向，沉默的沉默了。

　　只有鲁迅，周作人还是不断的努力着，成为新文坛的双柱。他们刊行着《语丝》和《莽原》，组织未名社，在新文学运动里继续的尽着力，且更勇猛的和一切反动的势力在争斗着。

　　一方面我们感觉得新勇士们的那末容易衰老，象大部分的《新青年》的社员们，同时却也见到有不老的不妥协不退却的勇士们在做青年们的指导者。

　　§ 四

　　文学研究会活跃的时期的开始是一九二〇年的春天。这时候，《小说月报》，一个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的文学刊物，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几乎变成了另一种全新的面目。和《小说月报》相呼应着的有附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这旬刊由郑振铎主编，后来刊行到四百余期方才停刊。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他们不仅推翻传统的恶习，也力拯青年们于流俗的陷溺与沈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纯正的文学大道。

　　他们排斥旧诗旧词，他们打倒鸳鸯蝴蝶派的代表“礼拜六”派的文士们。

　　他们翻译俄国，法国及北欧的名著，他们介绍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安特列夫，易卜生以及莫泊桑等人的作品。

　　他们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文人们不是住在象牙塔里面的，他们乃是人世间的“人物”，更较一般人深切的感到国家社会的苦痛与灾难的。

　　关于这一类的言论，他们在《文学旬刊》以及后来的《文学周报》（即《旬刊》的后身）上发表得最多。可惜这几种初期的刊物，经过了“一·二八”的战役，几已散失无遗，很难得在这里把他们搜集起来。

　　沈雁冰在《什么是文学》里把他们的主张说明了一部分：

　　“名士派重疏狂脱略，愈随便愈见得他的名士风流；他们更蔑视写真，譬如见人家做一篇咏陶然亭的诗，自己便以诗和之，名胜古迹，如苏小小墓，岳武穆墓，虽未至其地，也喜欢空浮的写几句，如比干之坟，实在并没有的，而偏要胡说，这真所谓有其文，不必有其事了（这两句便是他们不注重真的供词）。所以他们诗文中所引用的禽鸟草木之名，更加可以只顾行文之便，不必核实了。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譬如讲佘山必须至少去过一次，必不能放无的之矢。

　　“名士派毫不注意文学于社会的价值，他们的作品，重个人而不重社会；所以拿消遣来做目的，假文学骂人，假文学媚人，发自己的牢骚。新文学的作品，大都是社会的；即使有抒写个人情感的作品，那一定是全人类共有的真情感的一部分，一定能和人共鸣的，决不象名士派之一味无病呻吟可比。新文学作品重在读者所爱的影响，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将个人意见显出自己文才。新文学中也有主张表现个性，但和名士派的绝对不同，名士派只是些假情感或是无病呻吟，新文学是普遍的真感情，和社会同情不悖的。新文学和名士派中还有很不同的地方，新文学是积极的，名士派是消极的。新文学描写社会黑暗，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诗中多抒个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读后，得社会的同情，安慰和烦闷。名士派呢，面上看来，确似达观，把人间一切事务，都看得无足重轻，其实这种达观不过是懒的结晶而已。”

　　所谓“描写社会黑暗，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便正是写实主义者的描写的手法。沈雁冰又有一篇《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对于文学的“积极性”尤加以发挥：

　　“所以近来论坛上对于那些吟风弄月的，‘醉罢美呀’的所谓唯美文学的攻击，是物腐虫生的自然的趋势。这种攻击的论调，并不单单是消极的；他们有他们的积极的主张：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

　　“我自然不赞成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但是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全然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的唯美的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我们希望国内的文艺的青年，再不要闭了眼睛冥想他们梦中的七宝楼台，而忘记了自身实在是住在猪圈里，我们尤其决然反对青年们闭了眼睛忘记自己身上带着镣锁，而又肆意讥笑别的努力想脱除镣锁的人们，阿Q式的‘精神上胜利’的方法是可耻的！

　　“巴比塞说：‘和现实人生脱离关系的悬空的文学，现在已经成为死的东西；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了。’国内文艺的青年呀，我请你们再三的忖量巴比塞这句话！我希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文坛的大转变时期。”

　　沈雁冰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及《社会背景与创作》把那主张更阐发得明白。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是他们的共同的见解。“我觉得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社会背景与创作》）“注意社会问题，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这便是他们的宣言。

　　他们曾在《小说月报》上出过《俄国文学专号》及《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并且他们在创作上也曾多少的实现过他们的主张。

　　不久，北平的一部分文学研究会会员也在《晨报》上附刊一种《文学旬刊》，广州的一部分文学研究会会员也出版一种广州《文学旬刊》。叶绍钧，俞平伯，朱自清等又在上海创办《诗》杂志及《我们》。但他们的主张便没有那末鲜明了。

　　和文学研究会立于反对地位的是创造社。创造社在一九二〇年的五月，刊行《创造季刊》，后又刊行《创造周刊》，又在上海《中华日报》附刊《创造日》。

　　创造社所树立的是浪漫主义的旗帜；而其批评主张，且纯然是持着唯美派的一种见解的。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里说道：

　　“所谓艺术的艺术派便是这般。他们以为文学自有它内在的意义，不能长把它打在功利主义的算盘里，它的对象不论是美的追求，或是极端的享乐，我们专诚去追从它，总不是叫我们后悔无益之事……

　　“艺术派的主张不必皆对，然而至少总有一部分的真理。不是对于艺术有兴趣的人，决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画家肯在酷热严寒里工作，为什么一个诗人肯废寝忘餐去冥想。我们对于艺术派不能理解，也许与一般对于艺术没有兴趣的人不能理解艺术家同是一辙。

　　“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它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安慰，这些美的快感与安慰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而且文学也不是对于我们没有一点积极的利益的。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智与意的作用赋税太重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干燥的尽处。我们渴望着有美的文学来培养我们的优美的感情，把我们的生活洗刷了。文学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粮食，我们由文学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

　　“我们要追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

　　他是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的。他以为文学对于我们的“一点积极的利益的”乃是由于这种“精神生活的粮食”使我们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

　　但浪漫主义者究竟热情的，他们也往往便是旧社会的反抗者。在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里，这种反抗的精神是充分的表现着的。他有一篇《我们的文学新运动》：

　　“中国的政治生涯几乎到了破产的地位。野兽般的武人之专横，没廉耻的政客之蠢动，贪婪的外来资本家之压迫，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泪排抑成黄河扬子江一样的赤流。

　　“我们暴露于战乱的惨祸之下，我们受着资本主义这条毒龙的巨爪的蹂弄。我们渴望着和平，我们景慕着理想，我们喘求着生命之泉。

　　“但是，让自然做我们的先生罢！在霜雪的严威之下新的生命酦酵，一切草木，一切飞潜蠕匍，不久便将齐唱凯旋之歌，欢迎阳春之归至。

　　“更让历史做我们的先生罢！凡受着物质的苦厄之民族必见惠于精神的富裕，产生但丁的意大利，产生歌德许雷的日耳曼，在当时是决未曾膺受物质的惠恩。

　　“所以我们浩叹，我们懊悔，但是我们决不悲观，决不失望！我们的眼泪会成新生命之流泉，我们的痛苦会成分娩时之产痛，我们的确信是如此。

　　“我们现在于任何方面都要激起一种新的运动，我们于文学事业中也正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要打破从来因袭的样式而求新的生命之新的表现。”

　　这却是“血与泪的文学”的同群了。成仿吾在一九二四年也写了一篇《艺术之社会的意义》，已不复囿于“唯美”的主张；虽然也还是说道：“既是真的艺术，必有它的社会的价值；它至少有给我们的美感”。但紧接着便自白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热爱人类——绝不论他的善恶妍丑。我们以前是不是把人类社会忘记了，可不必说，我们以后只当更用了十二分的意识把我们的热爱表白一番”。这便是创造社后来转变为革命文学的集团的开始。

　　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主张和文学研究会的主张已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了。

　　§ 五

　　文学研究会对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攻击得最厉害。当然也招致了他们的激烈的反攻。

　　复古派在南京，受了胡先骕，梅光迪们的影响，仿佛自有一个小天地；自在地在写着“金陵王气暗沈销”一类的无病呻吟的诗。胡先骕们原是最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他对胡适的《尝试集》曾有极厉害的攻击。又写了一篇《中国文学改良论》。梅光迪也写了一篇《评提倡新文化者》。他们的同道昊宓，也写着《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他们当时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教书。仿佛是要和北京大学形成对抗的局势。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声势当然和林琴南，张厚载们有些不同。但终于“时势已非”，他们是来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了。

　　然而在南京的青年们竟也有一小部分是信从着他们的主张。

　　他们在一个刊物上，刊出一个《诗学专号》，所载的几全是旧诗。《文学旬刊》便给他们以极严正的攻击。这招致了好几个月的关于诗的论争。这场论争的结果便是扑灭了许多想做遗少的青年人们的“名士风流”的幻想。同时也更确切的建立了关于新诗的理论。

　　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那时盛行着的“集锦小说”——即一人写一段，集合十余人写成一篇的小说——便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出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当时社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在喋喋的闲谈着，在装小丑，说笑话，在写着大量的黑幕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来维持他们的“花天酒地”的颓废的生活。几有不知“人间何世”的样子。恰和林琴南辈的道貌俨然是相反。有人谥之曰“文丐”，实在不是委屈了他们。

　　但当《小说月报》初改革的时间，他们却也感觉到自己的危机的到临，曾夺其酒色淘空了的精神，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他们势力所及的一个圈子里，对《小说月报》下总攻击令。冷嘲热骂，延长到好几个月还未已。可惜这一类的文字，现在也搜集不到，不能将他们重刊于此。《文学旬刊》对于他们也曾以全力对付过。几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针对了他们而发的。却都是以严正的理论来对付不大上流的诬蔑的话。

　　但过了一时，他们便也自动的收了场。《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的刊物，便也因读者们的逐渐减少而停刊了。然而在各日报的副刊上，他们的势力还相当的大。他们的精灵也还复活在所谓“海派”者的躯壳里，直到于今而未全灭。

　　§ 六

　　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出版了。在这个“老虎”报上，突然出现了好几篇的攻击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的文字。章士钊写了一篇《评新文化运动》，根本上否认白话文的价值。他说道：“从社会方面观之，谓之社会运动，从文化方面观之，谓之文化运动。”“要之，文化运动及社会改革之事而非标榜某种文学之事。”瞿宣颖也写了一篇《文体说》。他以为“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世间难状之物，人心难写之情，类非日用语言所能足用，胥赖此柔韧繁复之言，以供喷薄。若泥于白话而反自矜活泼，是真好为捧心之妆，适以自翘其丑也。”

　　“甲寅派”这次的反攻，并不是突然的事，而是自有其社会的背景的。五四运动的狂潮过去之后，一般社会又陷于苦闷之中。

　　外交上虽没有十分的失败，而军阀的内哄，官僚的误国之情状，却依然存在。局势是十分的混沌。一部分人是远远的向前走去了。抛下新文学运动的几个元勋们在北平养尊处优的住着；有几个人竟不自觉的挤到官僚堆里去。

　　新文学运动在这时候早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之中，而“甲寅派”却只认识着几个元勋们，而懒扬扬的在向他们挑战。而这种反动的姿态却正是和军阀，官僚们所造成的浑沌的局势相拍合的。章士钊也便是那些官僚群中的重要的一员。

　　胡适写了一篇《老章又反叛了》，吴稚晖也写了一篇《友丧》也都是懒扬扬的在招架着他的。根本上不以他为心腹之患。倒是《国语周刊》的几位作者却在大喊着“打倒这只拦路虎！”

　　这一场辩论，表面上看来是很起劲，其实双方都是懒扬扬的，无甚精采的见解，有许多话都是从前已经说过了的。

　　终于他们是联合成了同一群。在这时候，白话文言的问题，已不成其为问题了。成问题的乃是别一种更新的运动。这新运动的出现威胁着官僚军阀们乃至准官僚们，知识分子们联合成为新的一个集团。故对于白话，文言之争的事立刻也便浑然的忘怀了，不再提起了。

　　这可见这一场的争斗，双方都不是十分有诚意的，都只是勉强的招架着的。

　　真实的冲突，却是语丝社和章士钊及现代评论社的争斗。那倒是货真价实的思想上的一种争斗。不过已不是纯然的关于文学方面的问题了，故这里也便不提。

　　这以后，便进入另一个时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一个时期。

　　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

　　以另一方式来攻击，来破坏传统的文学乃至新的绅士文学的运动产生了。又恢复了五四运动初期的口号式的比较粗枝大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的情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便终止于这样的一个“革命时代”里。

　　§ 七

　　在这“伟大的十年间”，我们看出了不很迟缓的进步的情形来。这很可乐观。在这短短的十年间，无论在诗，小说，戏曲以及散文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的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决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着的。——周作人的《小河》却终于不易超越！——在戏曲方面，象胡适《终身大事》那样的淡泊无味的“喜剧”也已经无人再问津了。徐志摩在北平《晨报》上发刊了《诗刊》和《剧刊》，虽没有多大的成就，却颇鼓动了一时的写作的空气。

　　散文和小说更显着极快的极明白的发展，尤其是小说，技巧更见精密了。《新潮》上所刊登的初期的短篇小说，幼稚的居多数。但立刻便有了极大的进步。冰心女士，落华生，叶绍钧，郁达夫，淦女士的创作都远远的向前迈进而去。也还只有鲁迅的诸作是终于还没有人追越过去过！

　　长篇小说在这时期颇不发达，只有王统照，张资平在试写着。杨振声的《玉君》却是旧气息过重的一部东西。

　　关于旧文学的整理也逐渐的有着更深刻的成绩表现出来。惟对于旧文学的重新估定价值，有时未免偏于一鳞一爪的着力。伟大的东西被遗漏了，而“沙砾”也有时不免被作为“黄金”而受着重视。到了“国学书目”的两次三番的开列出来，这“估定价值”运动便更入了一个歧途。许多“妄人们”也趁火打劫的在开列书目，在标点古书。其结果，《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的新式标点本，也竟煌煌然算作是“新文化”书之列之内的东西了！

　　然而有识者却仍具着“有理性的裁判”的。对于小说，戏曲和词曲的新研究，曾有过相当完美的成绩。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乃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

　　但这“伟大的十年间”的一切文坛上的造就，究竟不能不归功于许多勇士们的争斗和指示，他们在荆棘丛中，开辟了一条大路，给后人舒坦的走去。虽然有的人很早的便已经沉默下去了，有的人竟还成了进步的阻力，但留在这一节历史的书页之上的却仍是很可崇敬的勇敢的苦斗的功绩。

　　若把这“伟大的十年间”的论争的大势察看一下，我们便知道，那运动是可以划分为两期的。第一期是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对于旧的文化，传统的道德，反抗，破坏，否认，打倒；一方面树立起言文合一的大旗，要求以国语文为文学的正宗。就文学上说来，这初期运动者所要求的只是“文学”的形式上的改革。虽然也曾提到过黑幕小说等等的问题，却未遑立刻和他们作殊死战。这时所全力攻击着的乃是顽固的守旧党，和所谓正统派的古文家。讨论得最热闹的只是旧戏剧的问题，他们对于旧式戏剧的种种不合理的地方，曾极不客气加以指摘。钱玄同答张厚载道：

　　“我所谓‘离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脸谱’而言；脸而有谱，且又一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隐寓褒贬’，则尤为可笑。朱熹做《纲目》学孔老爹的笔削《春秋》，已为通人所讥讪：旧戏索性把这种‘阳秋笔法’画到脸上来了：这真和张家猪肆记画形于猪鬣，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哈哈！此即所谓中国旧戏之‘真精神’乎？”

　　他还一个更彻底的主张，主张“要建设平民的”戏剧，便非要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

　　“吾友某君常说道，‘要中国的真戏，非把中国现在戏馆全数封闭不可。’我说这话真是不错——。有人不懂，问我‘这话怎讲？’我说，一点也不难懂。譬如要建设共和政府，自然该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设平民的通俗文学，自然该推翻贵族的艰深文学。那么，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象人的人，说不象话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如其因为‘脸谱’派的戏，其名叫做‘戏’，西洋派的戏，其名也叫做‘戏’，所以讲求西洋派的戏的人，不可推翻‘脸谱’派的戏。那我要请问：假如有人说，君主政府叫做‘政府’，共和政府也叫做‘政府’，既然其名都叫‘政府’，则组织共和政府的人，便不该推翻君主政府。这句话通不通？”（钱玄同：《杂感》）

　　这样痛快的话，后来是很少人说的了。在《今之所谓评剧家》一文里，钱氏尤有明确的主张：

　　“中国的戏，本来算不得什么东西。我常说，这不过是《周礼》里‘方相氏’的变相罢了，与文艺美术，不但是相去正远，简直是‘南辕北辙’。若以此我辈所谓‘通俗文学’，则无异‘指鹿为马’；适之前次答张傻子信中有‘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信文学之一人；其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固意中事。’这几句话，我与适之的意见却有点反对。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此辈既欲保存‘脸谱’，保存‘对唱’‘乱打’等等‘百兽率舞’的怪相，一天到晚，什么‘老谭’‘梅郎’的说个不了。听见人家讲了一句戏剧要改良，于是齗齗致辩，说‘废唱而归于说白乃绝对的不可能’。什么‘脸谱分别甚精，隐寓褒贬’，此实与一班非做奴才不可的遗老要保存辫发，不拿女人当人的贱丈夫要保存小脚同是一种心理。简单说明之，即必须保存野蛮人之品物，断不肯进化为文明人而已。我记得十年前上海某旬报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尊屁篇》，文章的内容，我是忘记了。但就这题目断章取义，实在可以概括一班‘鹦鹉派读书人’的大见识大学问。”

　　他是要打倒“脸谱”“对唱”“乱打”等等的怪相的。却想不到几年之后，《新青年》社中人也便有一变而成为公然拥护“梅郎”的！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一文，直以“中国戏”为“野蛮”的，“凡中国戏上的精华，在野蛮民族的戏中，无不全备。”但更重要的，旧戏应废的第二理由，是：

　　“有害于‘世道人心’。我因为不懂旧戏，举不出详细的例。但约略计算，内中有害分子，可分作下列四类：淫，杀，皇帝，鬼神（这四种，可称作儒道二派思想的结晶，用别一名称，发现在现今社会上的，就是：一，‘房中’，二，‘武力’，三，‘复辟’，四，‘灵学’）。在中国民间传布有害思想的，本有‘下等小说’及各种说书，但民间不识字不听过说书的人，却没有不曾看过戏的人，所以还要算戏的势力最大。希望真命天子，归依玉皇大帝（及《道教搢绅录》上的人物），想做‘好汉’，这宗民间思想，全从戏上得来；至于传布淫的思想，方面虽多，终以戏为最甚；唱说之外，加以扮演，据个人所见，已很有奇怪的实例。皇帝与鬼神的思想，中国或尚有不以为非的人；淫杀二事，当然非‘精神文明最好，的中国所应有，其为‘世道人心’之害，毫无可疑，当在应禁之列了。中国向来固然也曾禁止，却有什么效果呢？固为这两件，——皇帝与鬼神的两件，也是如此，——是根本的野蛮思想，也就是野蛮戏的根本精神：做了这种戏，自然不能缺这两件——或四件；要除这两件也只有不做那种戏。”

　　这些话对于当时的青年人都是极大的刺激，惊醒了他们的迷梦，使他们把眼光从“皮黄戏”和“昆剧”的舞台离开而去寻求一种新的更合理的戏曲。

　　后来，爱美的剧团曾有一时在大学校里纷纷成立，竞演着易卜生，王尔德，梅德林克，郭哥里诸人的戏曲。打先锋的人们是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了。

　　第二个时期是新文学的建设时代，也便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时代。不完全是攻击旧的，而且也在建设新的。不完全是在反抗，破坏，打倒，而也在介绍创作，整理。白话文的讨论已经是成了过去的问题，在这时候所讨论的乃是更进一层的如何建设新文学，或新文学向那里去的问题。于是便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歧向。这便是一种明显的进步的现象。已知道所走的路线是决不能笼统的用“欧化”两个字来代表一切的新的倾向的了，正象不能以“新文化运动”这个笼统的名辞来代表这时期的“文化”活动一般，新青年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之不能不分裂，不瓦解，也便是受这个必然律的支配的。

　　但新文学运动究竟还不能完全和一般的文化运动分离开去。文人们是更敏捷的感到社会的黑暗与各处的被压迫的地位的危险的。无论写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对于当时的黑暗的环境和浑沌，沉闷的政局，以及无耻的官僚，专横的军阀，都是一致的抱着“深诛痛恶”的态度的。

　　这便开启了第二次的革命运动的门钥。当那革命运动发动的时候，曾有无数的文学青年是忠实于他们之所信，而“投笔从戎”，而“杀身成仁”的。

　　§ 八

　　叙述着这“伟大的十年间”的文学运动，却也有不能不有些惆怅，凄楚之感！

　　当时在黑暗的迷雾里挣扎着，表现着充分的勇敢和坚定的斗士们，在这虽只是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间，他们大多数便都已成了古旧的人物，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了。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一点也没有了，他们只在“妥协”里讨生活，甚而至于连最低限度的最初的白话文运动的主张也都支持不住。他们反而成了进步的阻碍。无数青年们的呐喊的热忱，只是形成了他们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们践踏着青年们的牺牲的躯体，一级一级的爬了上去。当他们在社会上有了稳固的地位时，便抛开了青年人而开始“反叛”。

　　最好的现象还算是表现着衰老的状态的人物呢！所谓“三代以上的古人”者的人物，还是最忠实的人物；也还有更不堪的“退化”的，乃至“反叛”的人物呢。他们不仅和旧的统治阶级，旧的人物妥协，且还挤入他们的群中，成为他们里面最有力的分子，公然宣传着和最初的白话文运动的主张正挑战的主张的。

　　只有少数人还维持斗士的风姿，没有随波逐流的被古老的旧势力所迷恋住，所牵引而去。

　　更可痛的是，现在离开“五四运动”时代，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离开那“伟大的十年间”的结束也将近十年了，然而白话文等等的问题也仍还成为问题而讨论着。仿佛他们从不曾读过初期的《新青年》的文章或后期的《国语周刊》的一类文字似的。许多的精力浪费在反复，申述的理由上。连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信仰似乎也还有些在动摇着——这当然和反抗白话文运动有连带的关系的——读经说的跳梁，祀孔修庙运动的活跃以及其他种种，处处都表现着有一部分的人是想走回到清末西太后的路上去，乃至要走到明初，清初的复古的路上去。假如这些活动而有“时代的价值”和需要的话，那末五四运动乃至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诚都是“多此一举”的了！也究竟只是一场“白日梦”。一觉醒来时，还不是“花香鸟语”的一个清朗的世界！

　　然而话实在是浪费得多了。那许多浪费的话大部分是不必重说一遍的，只要叫他们去查查这“伟大的十年间”的许多旧案便够了的——只可惜他们是未必肯去查。

　　把这“伟大的十年间”的“论争”的文字，重新集合在一处，印为一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是有许多话省得我们再重说一遍！

　　懒得去翻检旧案的人，在这里也可以不费力的多见到些相反或相同的意见。有许多话，也竟可以使主张复古运动的人们省得重说一遍的。——有许多话，过去的复古运动者们曾是说得那末透彻，那末明白过。

　　所以，再番重印旧文，诚不是没有意义，不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相信，在革新运动里，没有不遇到阻力的；阻力愈大，愈足以坚定斗士的勇气，扎硬寨，打死战，不退让，不妥协，便都是斗士们的精神的表现。不要怕“反动”。“反动”却正是某一种必然情势的表现，而正足以更正确表示我们的主张的机会。

　　三番两次的对于白话文学的“反攻”，乃正是白话文运动里所必然要经历过的途程。这只有更鼓励了我们的勇气，多一个扎硬寨，打死战的机会，却绝对不会撼惑军心，摇动阵线的。所以象章士钊乃至最近汪懋祖辈的反攻，白话文运动者们是大可不必过分的忧虑的——但却不能轻轻的放过了这争斗的机会！有时候不愿意重说一遍的话，却也竟不能不说。

　　在本集里，有许多旧文搜罗得不大完全，特别是《文学旬刊》等等，一时不能全部搜集到，竟空缺了一段很重要的“论争”的经过，这是无任抱歉的事。——将来或可以另行重印出来。

　　最后该谢谢阿英先生，本集里有许多材料都是他供给我的。没有他的帮助，这一集也许要编不成。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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