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的演化(13)|郑振铎

三国志演义的演化(13)

　　嘉靖本的刻者不删落一首一句的许多似通非通的“史官”、“后人”的诗，而独独将周静轩的诗全部刊落了，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一句话。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便已可知道周静轩的诗乃是嘉靖本刻者所不及见，更是罗贯中原本所不能有的了。第二，还有一点，也可证知周诗为晚出。在罗氏原作中，并无特对曹操不满，仅偶有一二处称操为“奸雄”的。所谓“史官”、“后人”的诗中，更是并无一语直斥曹操为奸雄的。独有周静轩的诗，则凡写到曹操处，便口口声声骂他是“奸雄”：

　　奸雄曹操并中原，社鼠城狐弃塞垣。
　　莫笑温侯无决断，丈夫多惑妇人言。

　　（二卷，《白门楼曹操斩吕布》）

　　夜深喜识故人容，疋马来还寄旧踪。

　　一念误将良善戮，方知曹操是奸姦。（原文如此，“姦”应作“雄”。）

　　（一卷，《曹孟德谋杀董卓》）

　　十万貔貅十万心，一人号令众难禁。
　　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

　　（二卷，《曹操会兵击袁术》）

　　曹操奸雄不可当，一时诡计中周郎。
　　蔡张卖主谋生计，谁料翻为剑下亡。

　　（五卷，《群英会瑜智蒋干》）

　　这显然是嘉靖时袁了凡诸人的《纲鉴》流行以后，人人皆知三国正统之有归，与曹操罪恶的结果。第三，嘉靖本中所载“史官”、“后人”、“古人”、“宋贤”、“前贤”、“胡曾先生”、“邵康节”诸诗，共三百三十余首，万历诸本所载周静轩诗凡七十一首。这些静轩诗似乎是有意要补前人之缺，所以凡三百三十余首诗咏到的地方，静轩便不之及。（只有二处是例外：一，曹操败走华容道处，静轩别加一首：“山高月小水茫茫，追忆前朝暗惨伤。”二，关公为东吴所败处，静轩也别加一诗：“关公义勇孰能俦，难出东吴吕陆谋。”）这更显然的可见周诗是出于嘉靖本之后，所以会避免重复，专咏“史官”、“后人”及“前贤”所未咏的关节所在。

　　周静轩的诗，既不是嘉靖本所有，那末录载周氏的诗的第一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何处何人的刊本呢？据今所知，静轩诗的羼入《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始于万历十九年的周曰校刊本。但在万历二十年刊的余象乌本中，亦录及静轩的诗，则静轩诗的被采入，似当更在周曰校本以前。明末刊本的《隋唐演义》中，也有静轩的诗，如在第一卷中，有他的一首：

　　兵出成皋用火攻，指麾洛水笑谈中。
　　浓云扑面山川黑，烈焰飞来宇宙红。
　　不智仁基夸勇力，故教李密有威风。
　　真勇惊破隋臣胆，此是攻城第一功。

　　周静轩的生平，不可知。马隅卿先生来信说：“颇疑是《杭州府志》中之周礼。仿佛礼字德恭，号静轩。”此说尚可信。

　　此外，则大多数的诗，皆为一位诗人名丽泉的所作。又，在《残唐五代传》中，则大多数的诗皆为一位诗人名逸狂的所作。在《列国志传》中，则大多数的诗皆为东屏先生及潜渊居士所作。“仰止余先生”，也写得不少。所谓“仰止余先生”，盖即刊行《按鉴批评三国志传》的余象乌。由此种种事实，我们颇可得一个很有趣的悬想，即在那个时代（万历）的闽南，有一班的村学究们以训蒙校书为业，与余氏等等的书林，很有往来，便以书林为中心，校订刊印了许多的“演义”、“志传”。读书人好名之心不能尽泯，便于校读之余，高兴的时候，写了许多的咏史诗，按节插入正文之中，俾其名字得以附于所刊之书，传于不朽。这些人中，或有已故先辈，原来作有咏史诗，为余氏等人所采入的也难说。所谓周静轩、逸狂、丽泉、东屏先生及潜渊居士等等皆为这一班人中的一个人物。而余氏兄弟们，有时便也自己写几首诗附插进去。所谓“仰止余先生”的诗，便是如此的发见于《列国志传》之中的。余氏等书林的刊书，虽不敢任意增删原文，然“插增”的工作却是他们所优为、所惯作的。《水浒传》既为他们“插增”了田虎、王庆二大段，则《三国志传》之“插增”周静轩先生诗，《列国志传》之“插增”潜渊居士、东屏先生以及“仰止余先生”的诗，《隋唐演义》之丽泉诗，《残唐五代传》的逸狂诗等等，当然更有可能了。诗词的“插增”，在一切的“插增”工作上实是最为容易的事，因为只要按段插入便完了，一点经营也不必费。以后闽中书贾，翻刻《三国志演义》时，因为余本既有这些诗，便不肯，也不敢割舍了去，刊落了去。否则，便要表现自己刊本上是比人家的刊本少了一些东西了，这是大有影响于他们书籍的销售的，这是坊贾们所不肯做的事。书贾们只知添些东西，放进他们所刊的书中，而不敢删落什么，其原因大约必在于此。所以一个出版家刊印的《三国志演义》有插图，诸家便也有插图。一家有批评，他家便皆有批评。甚且特别抬出一个大名家来以相凌压。于是你一家是李卓吾批评的，他家的注评便也不得不抬出李卓吾来了。一家既多了音注圈点，他家也不能不照样的办。一家插增了周静轩的诗，他家便也不能不有。象郑以祯本，便是一本集诸本之大成的东西。而余象乌本便是一本勇于“自我作古”的一个杰出的坊本。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余家所刊的《列国志传》、《残唐五代》、《隋唐演义》诸书，以证实我的这个悬想，然而这个悬想却并不是什么幻想，实在是很有证实的可能性的。

　　以上五点，皆是万历以后出现的诸本，与嘉靖本面目上有所不同的所在。然其不同，究竟不过在面目上而已，内容实在是一无差别。嘉靖本假定是罗贯中氏的原本的话，则罗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还未有人敢加以更动、删落或放大的了；——只除了插增些咏史诗及批注进去。所谓李卓吾氏的批评，虽有时不客气的直指原本的不合理处而加以讥弹，然也不过仅仅指示出来而已，对于原文并不曾擅加删改。书坊们的能事，原来是仅在于“插增”而不敢担当什么润饰、放大、刊落的重任。其敢大大的改动原文，或放大，或刊落，或润饰的，却是需要比较有胆识，有眼光，有笔墨的文人学士们了。《三国志平话》一变而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却是出之于一位文士罗贯中氏之手。现在这本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如果要有所进展，有所改进，便也非求之于一位文人学士不可了。在清代的初期，张采（即金圣叹）的影响弥漫于全个批评界上，而删改古书之习已成了风尚之时，果然出来了一位文士，又将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变而成为《第一才子书》。自《第一才子书》出，于是罗氏原本的真相不再为读者所知者几三百年。其情形，正如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出而《三国志平话》便为之潜踪匿迹一样。这位文士是谁呢？便是张采的跟从者毛宗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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