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遗产问题|郑振铎

中国文学的遗产问题

　　许多人提出了“文学遗产”问题。人类的文明有一部分是以人类的血与肉，泪与汗建筑起来的。当我们徘徊于埃及荒原上的金字塔旁，或踏上了罗马斗兽场的石阶，或踯躅在雅典处女神庙的遗址而不忍离开的时候，我们曾否想到：这些弘伟壮丽的先民的遗产，乃是以无量数的奴隶的血与肉，泪与汗所堆砌而成！这可怕的膏血涂抹的遗产，显示出来的是蹂躏与鞭打，铁锁与饥饿，他们无限凄凉的被映照在夕阳的金光里，仿佛每一支断柱，每一块巨瓦废砖，都会开口诉述出人类是如何的在驱使、鞭策、奴役自己的圆颅方趾的兄弟们。差不多，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没有一所不是可以使我们想像到那可怕的过去的。

　　文学的遗产在其间却是最没有血腥气的——虽然有一部分也会被嗅到一点这种气息，和显露出些过去文士们的谀媚的丑态。

　　一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本血迹斑斑的相斫书，或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是以血写成的。这相斫书到什么时候才告个了结，这历史，到什么时候才不再会以血去写它，那是，谁也不能知道。——然而有人是在努力着，在呼号着，想要把血淋淋的笔从萨坦手上抢去了；而用自己的和平的心，清莹的墨水，去写成自己的历史；虽然他们还不曾说服了大多数的为魔鬼的狂酒所醉的帝国主义者们。

　　但在其间，人类的文学的历史，却比较的是以具有伟大心胸的文士们的同情的热诚的笔写成的；——虽然也有一部分是曾被媢嫉、谀媚、愤咒的烟气纠绕于中。

　　所以在人类的许多遗产里，文学的遗产也许是最足以使我们夸耀自己的文明与伟大的。

　　我们憧憬于歌中之歌的景色。我们沉醉于《依利亚特》、《奥特赛》的歌唱。我们被感动于释迦摩尼的自我牺牲的“从井救人”的精神。我们为希腊悲剧所写的人与运命的争斗，生命与名誉或正义的选择的纠纷，而兴奋，而慷慨悲歌。

　　我们也为无穷尽的冗长而幻怪百出的印度、阿剌伯的故事所迷惘。我们也为《吉诃德先生传》而笑乐，而被打动得欲泣。为《韩米雷德》、为《麦克伯》、为《仲夏夜梦》而惹得悲郁的想，或轻松的笑。为《神曲》、为《新生》、为《失乐园》、为《仙后》、为《刚脱白莱故事》、为《十日谈》而感受到新鲜的弘伟的感觉。

　　我们也为歌德、席勒、拜仑、雪莱、卢骚、福禄贝尔诸人的作品，而感泣，而奋发，而沈思，而热情沸腾。

　　我们也为嚣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易卜生、柴霍甫、狄更司、高尔基、高尔斯华绥诸人的小说、戏曲所提醒，所指示，而愤懑，而悲戚，而欲起来做些事。

　　乃至奥维特的《变形记》，中世纪的《玫瑰与狐狸》，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史格得的《萨克森劫后英雄略》等等，也各给我们以许多的问题，许多的资料，和许多的愉快的感觉。

　　这些，都足以表示我们的人群里，自古来，便有许多不是渴欲饮血，“欲苦苍生数十年”的英雄的模式的人物。他们具有伟大、和平的心胸，救世拯溺的热情，精敏锐利的眼光，与乎丰富繁赜的想像，以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呼号。他们的工作的结果是伟大而永久的。

　　在人类的历史里，属于他们的一部分是不被嗅出血腥气来的。

　　而在想从萨坦手里夺去了血淋的那支巨笔，不使他们再以人的血书写下去的人们里，他们也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这些世界的不朽的文学遗产里，中国也自有其伟大的可以夸耀的一份儿。

　　但这所谓“以文立国”的古老的国家，究竟产生了什么呢？

　　当希腊的荷马、阿士齐洛士，印度的释迦摩尼、瓦尔米基在歌唱，在说道，在演奏他们的伟大的著作的时候，我们的孔子和屈原也已诞生于世。这几千年来，是不断的在产出无量数的诗歌、戏曲、小说、散文来。

　　在这无量数的诗、剧、小说与散文的遗产里，究竟是有若干值得被称为伟大的，值得永久的被赞许着的。

　　碎砖破瓦是太多了，简直难得一时清理出那一片文学的古址出来。有如披沙淘金似的，沙粒是无量数的多。

　　假如把沙粒当作了金砂，那不是很无聊的可悲的情形么？但金砂是永远的在闪闪作光的，并不难于拣出。

　　为了几千年来，许多的文人学士们只是把文学当作了宫庭的供奉之具，当作了个人的泄发牢骚，表弄丑态的东西，于是文学便被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压迫得透不过气来。

　　“不学诗，无以言”，“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些便都是浅而狭的实用主义的呼声。这些作品便占了我们文学遗产的一大部分。他们只是皇帝的应声虫，只是皇帝的弄人；被夸称为“文学侍从之臣”的人物，原来也不过是优旃、优孟之流，东方朔自诉得最痛快！杨循吉、徐霖辈受不了那不平的待遇，却硬抽身跑脱了。（其实也只是露骨些的不平的待遇。）

　　然而被笼络住了的“文学侍从之臣”们，却在自欺欺人的鸣盛世的太平，为皇家作忠实的走狗；还在洋洋得意的训诲、教导着无穷尽的青年们走上他们的道路。

　　然而“登龙无术”的被淘汰了的文人们，为了身子矮，吃不到葡萄，却只好嚷着葡萄酸，其实是一样的热中！在那谈穷诉苦的呼声里面，我们看出了他们的希求。只要抛下了一块骨头，他们还不争着抢么？尤侗写他的《钧天乐》传奇的时候，是那样愤懑不平；然而不久异族的皇帝，招他来做“侍臣”了，他便贴然的跪拜嵩呼，而且还将那些“胡服胡冠”，图而传之久远！这还不够使人见了感得浑身不舒服么？

　　这些纯以个人主义或个人的利禄功名的思想为中心的作品，又占了我们的文学遗产的一大部分。

　　那末，我们所留下的有些什么呢？还不该仔细的拣选、表彰着他们么？

　　在无量数的黄沙堆里，金砂永远是闪闪的在作光，并不难于把他们拣出。

　　假如我们把黄砂也当作了金粒，而呼号的鼓吹着，那末这错误是可以补救的么？

　　我们要放大了眼光，在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以外的作品里去拣。我们不需要供奉文学，也不需要纯以个人的富贵功名为中心的牢骚文学，我们所需要的是更伟大的更具有永久生命的作品。而这些伟大的作品，在我们的文学遗产里，却并不是少！

　　所以，提出了文学遗产问题，并不是说，一切的丑态百出的东西，都可以算作遗产，我们真正的伟大的遗产，足以无愧的加入世界文学的宝库中者，还要待我们用敏锐博大的眼光去拣选！至于怎样的拣选以及拣选的标准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会事，需要许多人来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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