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者向那里去？|郑振铎

中国文学研究者向那里去？

　　这是一个严重而难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学研究者向那里去？换言之，即他们应该怎样进行其研究工作呢？

　　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往往会被所研究的对象迷醉住了；陷溺于中，不知所返。他们论曲，便以为南北曲是中国文学里的最光耀的遗产，值得昌明光大之的；而作“国歌”乃至新的歌剧，都非用这种体裁不可。他们念了多少本，搜得若干部的明末才士们的小品、尺牍的集子，便以为天下的文章，皆在斯矣。而这类小品文，是如何的值得表彰，值得追摹，值得提倡。于是极平常的几句通候的信札，也成了奇花异卉似的，被捧出来陈列。

　　总缘所见太小、太少，故易于“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以为马肿背。”从前我们老劝人不要“迷恋骸骨”。这种现象不是“迷恋骸骨”是什么！

　　古文家们提倡古文义法，要以朗诵显示出文章的情态与神气来，于是便摇头摆脑的在一遍两遍的读。

　　我们曾经讥笑过这一类的古老无聊的举动，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陷溺于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险？

　　我们必须自省；必须以更广大、更近代、更合理的眼光与心胸来研究这疮痍满体的中国文学。

　　单是平淡无奇，无所发明的写着什么杜甫评传，白居易的生平，王渔洋的诗之流的著作，这时代似已远远的过去了。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要在那些平凡庸腐，无所发明的工作之外，给我们些新鲜而有用的什么。

　　中国文学的著作是伙多到难以清理，就以明人的诗文集而论，《千顷堂书目》之所载，决不足以尽其所有（《明史·艺文志》是根据《千顷堂书目》的）。北平图书馆所得天一阁散出的一部分诗文集，便有许多不在其中的。时时的还有不少很重要的集子出现于世，——万历以后的尤多。清代的总集，别集更是多到不容易搜罗和统计。就以词集而论，为数总不会在千以下的。他若戏曲、小说，也常感到搜罗的困难与不全不备。

　　在这许多“生材料”或面目全生的作品里，我们将怎样开始并进行我们的工作呢？

　　一方面是感到无可措手或不易下手的困难，同时却也会充满着新鲜的趣味，觉得自己是在阳光满地的新园地上工作着，耕耘下去，必定会有结果的。

　　许多方面的学问，具有这样任情所欲，驰骋自如的未垦发的荒原者，恐怕是除了中国文学的园地之外，是不会有。

　　有了那么许多未被垦发，而又急待耕耘的荒原等待着我们去工作，为什么我们还要踌躇着，还要老退回到古旧的不易有发展的园囿里去徘徊、留恋着呢？

　　我以为：我们现在该做的工作，是向不曾有人着意的荒原上去垦发耕耘。并不是好奇也并不是要人弃我取。实在是，未垦发，未耕耘的土地太多了。待整理的，待研究的，待把他们从传统的灰堆里扒掘出来的，几乎所在都是。如入宝山，满目皆是珠光宝气，实在没有工夫再去顾视向来天天陈列在外面的东西。

　　例如，关于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的一个问题，就够我们研究的了。六朝音韵学者所受到梵音的影响，六朝及唐代故事所受到的印度故事的影响，宋、元戏曲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费许多工夫去解决的。

　　又如尚未成为一般人的研究的目标之变文、诸宫调、弹词、鼓词等等的文体，那一种不是值得我们开始去注意，去仔细的研求的。虽然有人看不起《维摩诘经变文》，《刘知远诸宫调》，以为不及唐诗，宋词，那准保他是不曾见到这些伟大的作品过！也可以说，他是不曾见到过唐诗、宋词的真正好处。只是传统的观念在作怪罢了。我们并不否认唐诗、宋词的重要与伟大。但表彰了变文、诸宫调，并不就是压低了诗、词的身份。这并不是“有你没我”的敌国相争的事；而只是发现了，添加了若干伟大的著作，使唐、宋的文坛更为光彩灿烂些耳。

　　这是其一。

　　再有，过去的许多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著作，大都只是述而不作，没有发现过什么新意，或什么新的问题。年谱、传记都不过是“生材料”，只是掇拾些东鳞西爪的史料，用最省力的方法，排比之，重写之而已。恹恹无生气的，读之并不感到一点的兴奋或有所得。譬如什么杜甫评传、白居易生平（只是随手取譬，并非实有其书）之类，都不能够把杜甫、白居易的伟大处或其在那时代的影响或其所产生那种诗歌的社会的原因表现出来——甚至连杜甫或白居易的为人也还不能够描写得使人感动。这一类“生材料”，仍还只是“史料”，并不能算是成熟的研究成果。——也许连当作“史料”还不大妥当，因为这一类文章，遗漏、谬误、疏忽之处往往是出人意外的多。

　　所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题材”，也是有重新再行估价，或使用新的方法来研究的必要。

　　至于那新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方法呢？这当然各人的“师授”不同，不能执一而论。惟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产生，不单只该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该注意到这作品的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之，必须更注意到其所以产生的社会的因素。

　　元剧鼎盛的原因，不只是关汉卿、马致远的那些天才作家们的努力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努力于作剧，自有其重大的经济的因素与时代的背景的。同样的，莎士比亚的戏曲之所以产生于十六世纪的英国者，也自有其重要的社会的因素在着。

　　也许，这已是老话了，但还不曾有什么重要的论文，在这见地上出发的。

　　这是其二。

　　我们到底向那里去呢？

　　向新的题材和向新的方法里去，求得一条新路出来，这便是我们所要走去的。

　　虽然未必便达到目的，然若果然“心向往之”，便总会有好的成就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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